已经不想和没去过音乐节的人说话了
谁能想到呢，突然间，全国各地的城市似乎都爱上了摇滚乐。7月13日，从河北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传出的一则消息广受关注：今年7月至10月，石家庄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全面打造中国“摇滚之城”。石家庄直译为“rock home town”原本是摇滚乐迷圈内的一个梗，在这个梗被玩了多年之后，竟然破圈了。那段宣传片中提到，要用顽强对抗失落，用摇滚反击平庸，这是石家庄——一座杀不死的城市。这宣传片里竟然又埋了一个乐迷熟知的梗：来自石家庄的著名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经典之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化用了。这个炎热的7月里，石家庄的地铁里有乐队唱起了beyond和黑豹乐队的名作，而在各处绿地上，不同的乐队也将上演一场场摇滚乐演出。
与此同时，其他城市也都在这个暑期迎来了音乐节的高峰，7月14日到16日，2023海拉尔草原迷笛音乐节将正式开幕，重庆、山东、新疆、福建等等各地都宣布了音乐节开幕的消息。一夜之间，音乐节、摇滚乐成为了各地政府眼中的宠儿，或许再没有什么比音乐节更适合吸引年轻人、拉动旅游业了，它显得开放、热闹、充满活力，在这个夏天，音乐节迎来了大爆炸，它不再是北上广文艺青年的专属，而是不断下沉，走向一个个你此前并不熟悉名字的城市甚至县城。
“上高速，过村庄，再高速，穿田野……”直到站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搭建起来的舞台上，达达乐队主唱彭坦都还感觉不可思议，没想到广袤的田野背后“一片潮水般磅礴汹涌的乐迷”正等待着他。
今年4月15日、16日，泗水县迎来了县城里的第一场音乐节——“新青年”音乐节。这是当地的一件大事，家住济宁的乐迷胡胡提前3个月就买好了票，和朋友一起自驾去往现场，泗水距离济宁市区不远，不到一小时车程。作为“00后”，胡胡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虽然距离挺近，自己这也是第一次来泗水。以往总是跑去济南、泰安、潍坊参加音乐节，这一次音乐节终到家门口来了。
两天时间里，老狼、崔健、二手玫瑰、痛仰、达达、逃跑计划等14支乐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近3万名乐迷和游客涌入山东泗水这座县城。无论演出阵容还是观众人数，都不逊于“北上广”。县城自有与一线城市完全不同的体验——老狼唱着“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几乎同时，一列高铁从演出场地旁的高架轨道上，呼啸而过。音乐画面与现实重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不止一位歌迷在社交媒体上说。
从2000年首届迷笛音乐节落地，音乐节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发展到第23年，已经全面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去、到县城去，成了2023年上半年音乐节全面爆发后的新特点。随着音乐节向下普及，这些小城市正在接受新的消费形态和文化产品的洗礼，遇到机遇也经受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音乐节正在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以及年轻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2023年5月，河南焦作，云台山音乐节。图/视觉中国
疫情后的春天
音乐节在县城里举办是标准的大事件。到了音乐节现场，胡胡发现，一起享受音乐的不但有和自己一样奔着熟悉乐队而来的年轻乐迷，还有县城里出来看热闹的中老年人、肩膀上驮着娃娃的年轻父亲，她在现场还意外遇到了自己的爸爸：“我爸也没跟我说他要去啊……”
在泗水的人们享受音乐的同一个周末，佛山草莓音乐节、德州耳立音乐季-向阳花音乐节、温州楠溪江星巢秘境音乐节也在举办，据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全国各地举办了至少28场音乐节。这股热潮在充满节日与假期五月达到顶峰。
“2023年5月，堪称中国音乐节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个月。”小鹿角智库、音乐财经创始人董露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不仅有盛况空前的五一黄金档——42场音乐节，还开发出520档期——17场音乐节，就连527和528两天周末，全国各地都举办了13场音乐节，整个5月，在这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各大主办方已经举办超过72场音乐节。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21年整个5月共有音乐节47场，那时疫情相对平稳，是当时音乐节比较火热的一段时间，而今年比2021年同期增长超过了50％。在经济全面复苏的背景下，音乐节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支点，参与到了各地拉动文化旅游消费的浪潮中。
“上半年之所以感觉音乐节扎堆，一个重要因素是3年疫情delay了很多现场演出，这些积压的存量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其中60％、70％都是（如此）。对于观众，大家憋了许久的热情也释放了。不仅在一线城市，下沉市场的需求同样强烈。”MTA天漠音乐节、张北音乐节创始人李宏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成为音乐节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原因之一。
因为释放存量而被炒热的市场蕴含大量商机，已经形成口碑的音乐节可以在开票几分钟就卖出数百万元票房，如果连续举办两天，总票房可以突破1000万元。这又吸引不少新的主办方入场，使得音乐节的热度在5月最高峰之后并没有明显回落，根据音乐财经统计，全国6月仍至少有34场音乐节落地。它们走向了更下沉的市场，给那里的人们带去独特的文化体验，但这些音乐节仍然比较明显地集中于华北与华东，华南紧随其后，西北与东北仍然偏少，董露茜说：“基本上还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她预测，音乐节在整个2023年都会持续现在的热度。
李宏杰觉得，当下的火爆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除了过去三年积压的反弹，根本原因在于多年市场培育后音乐节已经拥有了稳定且不断扩大的观众群，以及如今地方政府对于音乐节的支持和认可。
现在，月均超30场音乐节似乎已成常态，在上百个音乐节品牌争夺票房的背后，乐迷们还将见证更多音乐节。正如新裤子在《生活因你而火热》里所唱的，“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
上图：2017年，MTA天漠音乐节。下图：2018年，MTA天漠音乐节。供图/李宏杰
“妈妈你看，从北京来了这么多车”
青岛星光华娱文化的创始人老宋记得，大概在2019年前后，开始有地方政府主动找到他，希望他承接当地的音乐节项目，在此之前，他的公司主要做大型演唱会。老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是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四线城市，本身没有优势突出的旅游产品，想办音乐节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最快速简洁的方式，把游客吸引过来。
那时，一个成功的音乐节给小地方带来流量、名气和商机，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其中最知名的当然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距离首都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张北和一手策划了张北音乐节的李宏杰。
在中国初代摇滚迷的心中，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精神上的乌托邦，这个1969年于距离纽约200英里一个小镇上举行的音乐节，50万嬉皮士在那里制造了三天三夜以和平与爱为主题的狂欢。尽管李宏杰认为伍德斯托克独属于60年代，无法复制，但当他开始策划音乐节，他本能地认为不应该在城市里，也不应该在公园里，它应该是反传统且与众不同的，他想把它搬到草原上，于是到了张北，后来，又从2016年开始策划MTA天漠音乐节，再把它搬到沙漠里。
2009年的张北音乐节是整个文化界的大事，当年《南方周末》用两个整版从社会报道的角度写了这个贫困县的音乐节。记者平客后来在李宏杰出版的《制造张北音乐节》一书里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时任张北县领导高兴地说，现在“宇宙人都知道张北了”。音乐节期间，不但张北县城内，连周边县区和市区的酒店、饭店、“农家院”都家家爆满。迷迪音乐节开创者张帆至今记得一位十几岁的张北小姑娘对她妈妈说的一句话：“妈妈你看，从北京来了这么多车，真好！”
一不留神，音乐节成了一个县脱贫甚至致富的希望。张北音乐节持续举办多届，根据2017年公布的数据，当年张北草原音乐节三天，张北县周边游客活跃人群数量超过80万。几届音乐节成功举办下来，张北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范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参照张北模式。
董露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概在2016年前后，感到音乐节逐渐下沉，走向地方，例如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白音哈达草原景区、昆明西双版纳、江苏瓜州、山西晋城等地都开始举办音乐节。根据音乐财经2016年9月的统计，在39％新出现的音乐节中，很多都是以景区旅游为主打，主题也大多与当地旅游环境有关。
2019年，成都发布《成都市建设国际音乐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20年，山东在《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明确提出将音乐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
“你想想，青岛啤酒节、潍坊风筝节这样的城市节日，要打造出来不花个几年是不行的。一些小城市没有太多资源，又渴望拥有一个能够代表城市的文化名片和城市节日来带动旅游和消费，音乐节是最可触及且最短平快的一件文化产品了。”青岛星光华娱文化的创始人老宋说。
张家口怀来县小南辛堡镇龙宝山村的民宿老板大勇从2016年开始筹备经营民宿，那一年，在距离他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MTA天漠音乐节”开幕。“这是我们县里第一次搞这么大形式的节目。”大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地的人们还以为就是有人来唱唱歌，让他们意外的是，2万人蜂拥而至，“咱们怀来县那几天特别热闹，到处都是人，路上满是车，旅店、饭馆全部爆满，大伙从来都没见过这种场面。”
第二年，大勇正式开起了民宿，音乐节虽然只有三天，但是带来的热度能够持续半个多月，一些人提前到来，一些人在音乐节结束后也不会马上离去，怀来县因为音乐节而在文艺青年中声名远播，给大勇这样的商户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经济效益，民宿开了两年之后，大勇就用盈利对民宿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升级。
“名气打出去的同时，全方位带动交通、住宿、酒店、餐饮、旅游等多重消费，音乐节大约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最佳抓手了。”董露茜说，“不仅如此，还有门票收入，对当地政府和文旅部门来说，投钱做一个音乐节可比投钱做广告划算多了，广告钱是回不来的，音乐节门票说不定还能赚钱。”
当疫情到来，各地管控措施不一，大型旅游产品受到限制时，在疫情平稳期举办音乐节，就更成了一项不但性价比高且可行性高的文旅项目。音乐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三年累计官宣的音乐节为278场，其中以地方政府和文旅企业为主办方或者支持参与合作的品牌音乐节占比超过了30％，政府文旅导向型音乐节大幅度增加，是疫情三年给音乐节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也使得音乐节顺利渗入了大城市以外那些不曾被看见的缝隙。
当人们的肉身只能困于方寸，音乐里自有无限的自由与悠扬，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在音乐节上得到了释放。董露茜觉得，音乐治愈人心、释放情绪的功能以往常常被忽略，疫情期间这个功能被迅速强化了，这当然也被地方政府看见，当疫情平稳，“让年轻人去音乐节上蹦一蹦”，不但活跃当地经济，具有商业和文化价值，音乐节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价值和公益价值，因为人们前所未有地需要音乐。
2021年5月，山东济南，迷笛音乐节。图/IC
“跟天南海北的人站在一块听音乐”
年轻、新潮的事物下沉太快有时候难免遇到水土不服。老宋记得，2019年刚刚和地方政府合作办音乐节时，对方虽然有意愿却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接触过演出审批，待老宋拿着材料去送审，才赶紧打电话问其他有经验的兄弟城市，需要哪些材料和手续。到了音乐节现场，当地安保公司更是压根没见过这阵仗，大声尖叫着跟随音乐“开火车”、上演泥地“死墙”（乐迷们分为两边，两边人群随音乐快速冲向对面，互相撞在一起）模式、互相碰撞身体的年轻人被保安一次次拉开、冲散，在很多第一次观看音乐节的当地人眼里，那也是很不安全的迷惑行为。
于是，拥有成功举办音乐节经验的城市成了众地方政府考察取经的重要目的地，李宏杰记得，几年前，第一届四川阿坝州红原大草原雅克音乐节举办前，红原县县委书记就先带队去了张北。
主动拥抱带来的结果是各地眼界的不断开阔。落实到主办方身上，就是筹备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硬件获得保障，且有了政府的主动支持，在小城市举办音乐节可控性更强，音乐节走向地方，自然成为“双向奔赴”。
“以前筹备一场演出，至少提前半年筹划，光审批可能就需要两个月，最近这两年明显感觉审批加快了，有时候最快一周就下来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老宋说，有些城市为了能拉来音乐节，甚至把场地免费拿出来给主办方使用。今年8月27日将在青岛举办的“繁星海计划说唱嘉年华”由老宋的青岛星光华娱文化主办，他从5月才开始筹划，审批的提速节省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2023年5月22日，文旅部印发了《关于发布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公告》，营业性演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3个工作日，且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当音乐节筹备完成，对全体乐迷敞开大门，官方有多么努力“营业”也决定了一个音乐节给予乐迷什么样的体验。胡胡不久前参加的泗水县新青年音乐节第一天演出刚开始就赶上了极端天气——大风、暴雨加冰雹，她感觉当地应该是有应急预案，因为现场两三万人被迅速疏散了，她被保安指挥着跑进一个距离现场两三分钟路程的科技种植大棚，她看到有人被安排进场地边的体育馆，她还有一位朋友被带到另一个种植了黄瓜的蔬菜大棚，里面还有商户卖饮料和小吃。
天气放晴后演出继续，被有序应对的这一点儿意外和雨后湿润空气让乐迷更兴奋了，很多人“开火车”，摇旗狂奔，在水坑里“pogo”（乐迷在音乐下跳跃和彼此冲撞），胡胡说保安都没有阻拦，只是关注着防止有人受伤。危机转化成了机遇，有乐迷在社交媒体上感慨说：“一次疯狂而有趣的经历，躲完雹子听音乐”“感谢主办方对年轻人狂热的包容，好久没看到音乐节这么多旗子了。”第二天一早，乐迷们发现，前一天因为大雨和冰雹而泥泞坑洼的地面，已经连夜被市政部门的压路机铺平。在各社交媒体上，泗水的年轻人自发到乐迷们的推送下留言：“欢迎来泗水”“姐妹专门从江苏来到泗水的哇，好激动”“这次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我们泗水第一次举办音乐节也没什么经验……还是希望你们开心呀。”胡胡感慨说：“感觉泗水这次为了音乐节真是举全县之力了。”
据山东省内媒体报道，山东不少县市在举办音乐节前夕，当地政府都会抽调相关几十个部门精干力量组成音乐节专班，全面负责音乐节各项筹备保障，及时解决各种问题。例如刚刚举办了新青年音乐节的泗水、例如2020年举办麦田音乐节的淄博市张店区……2021年迷笛音乐节落地滨州时，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组织近100人的专项筹备小组全程24小时盯靠现场，20多天完成280余亩场地的平整，18000平方米草皮铺设，3000多米围挡搭建和140多间卫生间建设。如果说，今年五一假期大学生发明了特种兵式出游，那么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筹备音乐节也算强行军和急行军式的了。
不仅在音乐节期间服务乐迷，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做好参与打造IP长期成为音乐节举办地的准备。李宏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怀来县会在MTA天漠音乐节举办期间协调交通调度，例如县城与音乐节现场之间的摆渡车，八年来，当地政府还陆续兴修了音乐节附近的道路、水电、围栏，给予了大量基础设施的支持。
这些小城市自上至下都把音乐节当作一次巨大机遇。今年五一，凡是去烟台参加“迷笛音乐节”的观众，凭借门票可以免费领取昆仑山国家森林公园等6处景区门票，还能参与当地17处景区5000张免费门票的抽奖。大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来参加MTA天漠音乐节的乐迷也能凭门票得到当地景点龙宝山、鸡鸣驿古城和黄龙山庄的折扣。今年的音乐节将在8月4日至6日举行，开票不久，大勇等民宿商户所在的行业微信群就接到了当地文旅部门的通知，要求他们维护旅馆企业诚信，严禁在音乐节期间随意涨价。在泗水新青年音乐节现场，泗水小脚花生、泗水火烧、泗水地瓜等特色美食都得到不少曝光度，当地政府还打造了200米长的宣传长廊，方便乐迷了解泗水附近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胡胡觉得，类似的宣传和旅游套餐对乐迷而言是有吸引力的，她每次和朋友去外地看音乐节，旅程安排都不仅仅是音乐，总要多待两天玩一玩，在城市里逛逛，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感觉大部分看音乐节的人应该都跟我们差不多。”胡胡说。
四处开花的音乐节，带大城市的乐迷到周边县市体验了一次音乐主题的出游，不失为假期的优质选择，也让更多地方的年轻人有了现场感受音乐魅力的机会。大勇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去MTA天漠音乐节现场的情景，“看着人家年轻人在舞台前面欢呼”，他站后面远远地看着，虽然一直羞涩地说：“我对音乐相当不了解。”但他还是感受到了音乐的震撼，“气氛特别好，跟天南海北的人站在一块听音乐，真是个美妙的感受！”
2022年8月，山东济南，山河音乐节。图/IC
野蛮生长
就在各地敲锣打鼓地庆祝音乐节时，越来越内卷的音乐节也开始频繁爆出负面新闻。今年4月初，因为朴树在淮安“龙宫音乐节”上忍无可忍而发表的一番言论，更是让音乐节乱象上了热搜。
“龙宫音乐节”有被乐迷称为“很顶”的阵容——“新裤子”、朴树、“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店”“棱镜”……但从演出第一天就开始被吐槽：音响卡顿，大屏显示差，安保人员对乐迷态度恶劣。组织也出现问题，入场缓慢，一些前面的乐队都快唱完了，还有很多排在后面的观众被堵在门口。更让乐迷无法接受的是——卖票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有分区，而是票卖完后再提醒，让不少粉丝掉入了陷阱。在连续两天声讨后，一向佛系的朴树也忍不住在现场公开发声，“恳请主办方尊重观众们的体验”。朴树的话引起前排乐迷的集体欢呼，黑色幽默的是，因为音响效果太差，后排观众压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事实上，今年不少地域在缺乏举办大型线下演出经验的情况下上马的音乐节，频繁遭遇吐槽。今年6月中旬，郑州嵩山音乐节被网友爆出距离举办不到10天场地还没挖出来，部分艺人合同还没签，更离谱的是，主办方在微博抽奖时，一直给评论区里管主办方叫“老公”、粉丝群里喊“爹”的人送票。不久，“嵩山音乐节退票”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是主办方的不专业和行业的不成熟。伴随着音乐节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迅速发展的音乐节进入野蛮生长期，在李宏杰看来，这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能让更多人对“音乐节”这三个字产生认知，对这件事产生好奇心，甚至因此喜欢上音乐节，这对音乐节的普及无疑有益。但弊端同样明显，“它意味着不可能每一个主办方都有足够的从业经验和专业度，甚至可能有草台班子来做这些事。一些对音乐节知之甚少的观众，在参加过一场质量不高的音乐节后，很可能对音乐节本身构成负面的认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国成熟的音乐节组织者大约只有300到500人，对音乐节各个环节“都明白的”能够担当制作人角色的，不超过100人。
在“龙宫音乐节”上，朴树沙哑着嗓子说：“昨天我在合肥演出，今天在来的路上……也是堵了很久。”肉眼可见的疲惫。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音乐节井喷导致艺人赶场，五一期间有些乐队一周在不同的地方连演五场，是极大的消耗。硬件供应商也是有限的，“活太多他们接不过来”，所以一些音乐节硬件不过关。
演出过多，艺人必然要涨价。再加上近年来一些热门综艺节目助力各路独立音乐人成为“明星”，艺人的出场费本来就逐年上涨。老宋算了算，这两年二手玫瑰乐队的出场费已经上涨了超过40％。“说实话，很多乐队之前没有太多演出机会，现在演出多到接不过来，把乐队搞繁荣了是件好事，但确实价格也呼呼地全起来了。”一些地方上的观众和主管部门又只认那几个知名乐队和艺人，办音乐节就指定要某某，这直接导致了音乐节成本上升，票价上涨。
“演出刺客”是音乐节今年被争议的另一个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音乐节的平均票价比往年高了约100元，甚至音乐节的单日票可以被炒到2000多元，更不用说音乐节参考演唱会模式的严格分区，也多少影响了音乐节本身的体验。今年5月，迷笛校长张帆在迷笛30周年讲话时说：“要把音乐节的价格打下来”，“要让中国所有的年轻人，包括工人、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甚至是快递小哥们，都能够有钱参加音乐节”。
张帆的话引发了争议，散人乐队演出团队的工作人员在微博发表长文表示“实在无法苟同”，认为张帆“无形中踩了同行们一脚”。上述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市场大环境影响下，艺人、音响设备、场地、安保、招商等成本越来越高，历经三年疫情的主办方、品牌方日子都很艰难，熬到现在不容易，那么涨价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只要是合理的涨价程度，不应该被指责。一些主办方就是因为把成本大头给了艺人，只能压缩制作成本，才导致硬件服务下降。
李宏杰支持张帆的观点，“既然音乐节是针对年轻人的，那么必须跟他们的消费能力挂钩。”但具体到每一个主办方，他认为大家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价格，毕竟“不可能贴钱做”。说到底，音乐节其实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事情，突发情况多，“涉及数万人的‘吃喝拉撒’，是现场音乐中最复杂的”。“不像演唱会，在固定场馆里整个管理起来，三个小时完事就走人，对团队的运营管理水平要求没那么高。”李宏杰觉得，组织音乐节有点像组织旅游，甚至像临时的城市化管理。
所以，在控制好成本的基础上提供优质服务且制订合理价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谁都能做的，也许，乐迷们反感的并非涨价，而是各类质量参差不齐的音乐节，让很多消费者花了高价却并没有享受到等价的体验。
2023年5月，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向阳村，乡村音乐节。图/视觉中国
IP要以时间熬成
趁着市场热潮而匆忙入场的音乐节，内容同质化严重，短时间内聚拢的人气轻易就会散去。音乐财经做了统计，近几年音乐节品牌消失率一年约为40％，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董露茜说，“消失的品牌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己的特色，可持续性差”。今年，出现了不少因“不可抗力”延期的音乐节，“其实就是卖不动票”。她认为，中国的音乐节在短期野蛮生长后很快就将进入第二阶段，各地需要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音乐节，而不是“呼噜噜把人弄来就完事”。
说到底，举办一个音乐节，是只利用流量艺人追求眼球效应还是踏踏实实地花心思“造节”？“造节”需要更多耐性与智慧，而一旦“造节”成功，观众的黏性和音乐节的可持续性才会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城市意象与城市符号植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2023年6月，浙江杭州，草莓音乐节。图/IC
董露茜个人很喜欢一个小众音乐节——春游音乐节。今年春游音乐节在四川省眉山的一个县城举办，乐队都很小众，但是氛围独特，人们聚在一起边听音乐边吃火锅、打麻将，和宠物玩，60岁以上的“大妈”们持身份证即可入场，音乐节还包括艺术展，餐饮、啤酒摊位、唱片市集以及露营区，讲究一个综合的氛围和体验，被称为中国平替版“Fuji Rock”（亚洲户外音乐节的鼻祖，日本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
“搞拼盘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出来一个极具特色、用户画像清晰的音乐节是很难的。”董露茜说，这样的音乐节不需要花大价钱请流量艺人，可以把钱花在制作上，用户黏度也很高。
做过几次大众化音乐节后，老宋今年开始主办说唱音乐节，他想在分众市场上深耕，“做一些小型的、专业化的盘”，他认为今后的音乐节会像电影一样，不同主办方有自己细分的领域，而不是一哄而上抢一块蛋糕。
8月4日即将开演的MTA天漠音乐节已经进入第8年，当初选择怀来县，李宏杰是为了将沙漠自然奇景、地域特色与流行文化进行有效嫁接，他的灵感来自于以科技、音乐和电影元素著称的美国“西南偏南”音乐节。他觉得当下很多音乐节和城市“貌合神离”，沦为了以乐队为卖点的全国巡演，他想让音乐节真正融入城市的文化。因此，数年前他与怀来县签订了长达15年的音乐节合作计划，MTA天漠音乐节将扎根在这里。
李宏杰曾经做过“西南偏南”的收入分析，这个音乐节做到今年将近35年历史，每年给奥斯汀市带来的经济影响将近3亿美元。因此，李宏杰非常乐观，中国音乐节与国外成熟音乐节IP比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却也意味着有光明的前途，只要同行们一起“认真持续地，扎扎实实地办下去，IP价值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有价值。”真正有价值的IP，正等待人们以时间熬成。
发于2023.7.24总第110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人人都去音乐节
记者：李静
这些年我们拍过的摇滚现场与幕后
摇滚乐一定是70后80后这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记忆。
采访 文 | 李响图 | 高鹏、蔡鸣、程宫、忍花草
四个人，二十年，因为摇滚和摄影而聚在一起。前不久，在贵州黄平的“在地影像节”上，一场名为《噪点》的展览中，四位摄影师的作品记录了中国摇滚的过去和今天。
蔡鸣从20多年前就开始拍乐队演出。最近几年，很多乐手找他要过去的照片。他突然意识到，时间让过去这些平凡的记录产生了新的“意义”。有一次海龟先生的蒋晗找到他，看到之前拍的照片，蒋晗感慨地说，“那时竟然一个纹身都没有”。
1998年，蔡鸣带着相机，跟着“襁褓乐队”去了成都的小酒馆，后来就“驻扎”在那里了。当时用的还是手动的胶片相机，也没有什么专业设备。但是他喜欢那种小场地、小舞台，观众和乐队都挤在一起的画面。现场的拍摄条件不好，他就在一场场演出中练习实践，提高手艺。一个135的胶卷，冲洗也很贵，他很珍惜每次按下快门的机会。2001年辞职，他做了自由摄影师。2002年开始拍迷笛音乐节，那时候去迷笛的都是摇滚爱好者，鸡冠头，金属链，遛白菜的，摆摊儿的，贴标语的，一群奇怪的人聚会。
在蔡鸣心中，拍照也是参与摇滚乐的方式，自己就是一个拿着相机写歌的人。
而在程宫看来，现场摄影，是他现阶段能找到的，能最舒服地表达自我情感的方式。多年拍摄体育赛事的他，发现摇滚乐和体育赛事有很多共性。他从小学习美术、音乐、绘画，大学学习平面设计，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做体育摄影。他发现，音乐演出和体育赛场，最吸引人的都是氛围和张力。每个乐手的表情、神态、动作、甚至是气味，都会在一场演出中被观众全方位的感知。他最擅长的，是捕捉舞台上的色彩和光影的构图。他觉得“摄影不仅是描述别人，也在阐述自己”，“这些日常的记录，加上时间的氧化，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在忍花草心中，蔡鸣和程宫都是他的老师。忍花草曾在四川大学学自动化，大学期间常去成都的小酒馆看演出。在现场，他受到蔡鸣拍摇滚的触动，后来他又遇到程宫，于是去了搜狐当摄影记者。2007年的迷笛音乐节是忍花草第一次拍大型演出现场。拍音乐节非常辛苦，经常是一个人扛着三、五台设备，好几个舞台地串，拍完了还要连夜修片、出片。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也让他的基本功更加扎实。他觉得，摄影既能记录人物和时代，也是摄影师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而摇滚乐与他，几乎是一起生长的。目前，他在成都经营一家摄影工作室，一边接商业的项目，一边继续记录音乐现场。现在如果有新的乐队、他喜欢的乐队到成都演出，他还是忍不住要去拍，“那些好的音乐，让人有停不下来的冲动”。
跟他们三人不同，高鹏是因为喜欢摇滚而偶然得到了进入媒体的机会，就此成为职业摄影师。他拍的摇滚人，除了在耀眼的舞台上，更多是在舞台下、在休息中、在生活场景里。高鹏出生在河北保定，读的是一个自由散漫的美术学校，那时他们在画室画画时，听的都是九十年代的摇滚乐。上学时，为了能听到更多的音乐，还跟朋友去天津进货倒卖过打口唱片。2005年，他加入《北京青年周刊》做摄影记者，当时经常跟记者郭小寒采访、拍摄摇滚的音乐人、艺术家。他会尽量把音乐人拍得和音乐的感觉相关，在他看来，那是一段愉快的摄影时光。
访谈
邬树楠：黄平在地影像节策划、策展人
高鹏：摄影师，黄平在地影像节“评委会大奖”获得者
黑刀：乐评人，黄平影像节摇滚演唱会主持
正午：《噪点》算是一个关于摇滚历程的比较全面的落地展览么？
黑刀：这次选的4位摄影师，高鹏、蔡鸣、程宫、忍花草，都是专注于摇滚摄影很多年的70后80后。有意思的是，摇滚乐对70后80后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存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去听嘻哈，流行音乐，看街舞等等，人们的审美是不停的变化。毋庸置疑，摇滚乐一定是70后80后这两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记忆。很多摄影师都希望记录这段岁月，高原更是记录了一大批北京摇滚乐当年的状态。
这次选择的4位摄影师各有各的风格，各有所长。像高鹏，是一个过于艺术化的摄影师，本身从事了多年的新闻摄影，又是非常的谨慎的人，他不会轻易地按下快门，每一下都是有保证的。程宫是搜狐的首席摄影，也是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队的官方摄影师，非常沉稳、热情。而蔡鸣则根植于成都，拍了大量当年早期成都摇滚人的画面，比如早年的“声音玩具”，后来的“海龟先生”等乐队，都是他记录下来的，他还是迷迪音乐节很多年的官方摄影师。忍花草是后起之秀，但不得不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忍花草的作品，非常灵动，有冲击力。
正午：这次展览最早的一张照片是1999年拍的？
黑刀：差不多，蔡鸣从90年代末就一直在拍，我印象特别深是2000年，我去成都玩了两个月，那时候我们每天混在小酒馆。小酒馆就是成都的一个文化地标，非常有名，去成都的肯定都会去小酒馆。蔡鸣后来成为了小酒馆的主理人，他一直在拍。当年小酒馆那么小，可是走出了那么多好的乐队。蔡鸣拍了大量非常珍贵的记忆。
1999年 野孩子乐队第一次成都小酒馆玉林店演出现场 摄影/蔡鸣
正午：高鹏是因为在媒体工作的关系，才接触到一些拍摇滚乐手的机会？
高鹏：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摇滚乐才找到的工作。我毕业之后就来了北京。那个时候只要有空，每周末都看演出，自己也就会拍一些，后来因为一张何勇的照片，被《北京青年周刊》用了，这样才去了周刊做摄影师。当时本来是另外一个摄影师给杂志拍，但是拍坏了，不能用，就临时选用了我拍的那张，我是捡了个漏。
黑刀：我们那时候就选择高鹏和忍花草，一直做草莓音乐节的官方摄影师。
邬树楠：当时给的报酬高么？
黑刀：没报酬，就是音乐节随便听，沈黎晖（注：摩登天空老板，音乐节组织者）是金牛座嘛。当然后来就有报酬了。那个时候音乐节还没有完全市场化，预算都很低，也不赚钱，就是找一群喜欢的人来做这个事，是出于热爱。等后来他们拍出名气之后，再找他们就得花钱了。
2016年 成都草莓音乐节 摄影/忍花草
正午：和另三位摄影师相比，高鹏的照片大多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设计，拍摄这些环境肖像，跟你出身于杂志摄影师有关系吗？
高鹏：有关系，因为杂志那会儿就拍肖像，所以我当时的兴趣就是拍环境肖像，想着怎么能跟人的特点和风格融合起来，体现出他的音乐或者人的特点，这是我最关心的。
比如郑钧那张，他当时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因为跟杨二车娜姆有争吵，就愤而离席，我当时就想拍出他那种不羁的性格。那次拍摄是约在金宝街一个酒吧，我先跟他聊了一会音乐，正好他身后卡片里的都是一些音乐文化人物，他说他也挺喜欢的，后来我让他助理把这个卡片扔一下，产生视觉冲击力。我们扔了好几次，有一次卡片还刮到了他的脸，他也没有很在意。
还有窦唯的一张，是他在一个蜡烛前面拍的。那时候，窦唯在《新京报》报社的烧车案事件很震动。我就想把他和火拍在一起，但他本人不是很张扬的性格，很内敛，我觉得蜡烛更合适，所以我特意带了一个蜡烛摆在他前面。拍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大概是怎么一个光线和角度。还有一些照片也是这样设计过的。
2008年 窦唯在南锣鼓巷 摄影/高鹏
邬树楠：今年夏天，我、高鹏、张浅潜，接受一个邀请，一起去乌兰察布的火山底下去拍摄，想拍张浅潜在草原，在火山下的演出。那次高鹏也带了一些道具，在现场他告诉张浅潜，如何摆一下，在什么样的光线下。我觉得，高鹏的影像是有一些预谋在里面的。
正午：带了什么道具？
高鹏：因为那个地方的火山口稍微有点科幻色彩，像外星，我带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罩，球形和半球形的亚克力罩。画面是透过亚克力拍的，她在草原上奔跑，后边是火山，拍了一些这样的照片。
正午：现在北京还是中国摇滚最重要的地方么？
黑刀：对，北京依然是中国摇滚的核心地区，但现在北京已经不是垄断地位了，在90年代末期应该是，几乎只有北京。现在再去看，上海已经有大量非常精彩的乐队，成都不用说，一直是西南的重镇，还有西安，武汉。最有意思的是，现在广州成为了一个新的核心地带，所以，现在发展非常平均了。不再是北京一家独大，各个城市、各个地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式，风格也越发多样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正午：乐手在大众面前展示出来的状态，比如像“乐队的夏天”这类节目上，跟你们私下接触他们，是一样的吗？
黑刀：像张浅潜还是一样的，平时都挺熟的。她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点艺术家气质，不是特别靠谱。
大部分人还都挺朴实的。像舌头乐队，台下就是一帮像侠客一样的人，到了台上他们真的就是侠客；像新裤子，台下也没个正形，台上也没个正形；重塑雕像的权利，在台下很深刻的样子，在台上一样非常深刻。
邬树楠：这次黄平的演出之后，大家一起吃饭，6501乐队的主唱法茹客的状态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他在现实生活中话不是很多，是非常腼腆的一个人。
黑刀：我觉得不是腼腆，是内敛。但是他在台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爆发力是极其惊人的，也就是说他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那种爆发力不是靠音量，靠高音，是靠他的思考，和对于音乐的深刻理解，才爆发出来的。可能有一些音乐人，或艺术家，也有这种状态，他们是属于那种“人来疯”的，一上台自己有一种兴奋感。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对他们更熟，更了解，才说有这种台上台下的一致性。其实也有不一致的，比如后海大鲨鱼的主唱付菡，在台下就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女孩，满大街的胡同里见到的那种女孩，但站到台上她就是个女王。我们当年从05年，06年看她演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一到台上就不是她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在她创造出的音乐里边，她成为了一个更高阶的她。
张楚在台下非常腼腆，但是在台上，你真的会觉得热泪盈眶。
正午：你拍了这么多摇滚乐队，你觉得拍他们最难的是什么？
高鹏：我拍过郑钧两次。第一次我觉得他很不好打交道，大晚上的，在郑钧的酒吧，夜色酒吧，他带了个墨镜，当时也不熟，他就比较抵触。跟媒体打交道或者是被摄影师摆布，他是不太喜欢的。我问可以把墨镜摘下来吗？他说不想摘，眼睛有点肿，前一天好像是喝酒了，睡得晚，然后就没有摘墨镜。晚上，带着墨镜，在酒吧里拍照片，效果肯定是不太好了。
第二次，他觉得以前见过面，又跟他聊聊音乐，也就不把你当一个媒体，一个外人了，有了共同语言就觉得都是音乐圈的人。那帮人太有性格了，你得先成为“自己人”，这需要一点技巧，需要时间让他们认可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正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小河的那张，好像有两个版本？
高鹏：对，当时是连拍了好几张，有睁着眼的，有闭着眼的，这两年我都选的都是闭着眼的，我认为闭着眼的更合适。
2009年 小河在北京D22酒吧 摄影/高鹏
黑刀：周云蓬那张也很好，在一个阴影下的。
2015年 周云蓬 摄影/高鹏
小河这么多年一直非常在状态，当年非典的时候，我们把很大的录音设备搬到了三里屯南街的酒吧，我们还联络了谢天笑和万晓利，他们每个人唱两场，我们把它录下来，做了两张唱片，唱片是在酒吧直接录的，就是小河的首张专辑，《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小河当时在现场就一直是特别自在的状态，唱完之后，在酒吧他开始拍卖他画的画。他喜欢画画，当时大家状态都太high了，趁着热闹，他拍出多少都是赚的。小河这些年在演出的时候已经不弹吉他了，他改造了一个中阮，这种乐器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他是非常有在地性的音乐人。他现在做的事，也是试图去和当地的失传已久的儿歌、民歌、童谣产生联系，所以，无论是在地影像节，还是很多音乐人现在的创作，都已经摆脱原来的信息不对等状态，接触到了更多元的音乐形式。音乐人已经变得逐渐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这非常难得。
正午：如何想到在贵州的黄平，来一场摄影和摇滚的融合？
邬树楠：我和摄影师高鹏认识很久了，但一直没怎么看过他的作品。直到《噪点》画册推出之后，高鹏送了我一本。当我翻到这些摇滚影像时，感受蛮多的。对于70后80后，这些影像基本上是伴随他们成长的精神图腾和标志。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做一个这样的展览。
黄平的整个音乐演出是我和高鹏一起商量的，我们并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和以往的艺术节上那种助兴、助场的演出，而是希望它成为整个展览的一部分，就是音乐和影像在这个空间里不分彼此，所以我在介绍这个展览的时候说，音乐演出也是整个《噪点》展览的一部分，它让整个展览更立体。
正午：国内的影像节挺多的，这次黄平在策划上有什么新意么？
黑刀：这次演出的舞台是在黄平飞虎机场的跑道上。跟机场相关的陈纳德将军，我觉得他本身就太摇滚了，他帮助那么多中国人抗日，帮助国人做了那么多事情，飞驼峰航线牺牲了多少战士？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就很摇滚。在现场，我们在看张浅潜、6501乐队的演出时，下边有不少当地的苗族奶奶、阿姨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他们可能不懂摄影，不懂艺术，可能也不懂摇滚乐，但是在现场他们和环境成为一体。作为参与者，作为推动摇滚文化这么多年的从业者，看到这一幕，我们真的特别感动。
在上台主持之前，我还在飞机上体验了一下。我先飞了一圈，看了一下舞台，然后飞行师问我说，想体验一下失重吗？我说太好了。他就开始拉升，往高处飞，然后“咔”地往下一推，我“咚”地一下就下去了，悬起来的不是心，是屁股，是真的身体失重了，太过瘾。我说，想再来一次，他就飞得更高，然后再一次扎下来，这是人生很难得的体验。我们几个摄影师，还有6501乐队，每个人都飞了一下。高鹏自己还开了飞机，他特别兴奋地说，开飞机太简单了。这些都是影像节的一部分。
邬树楠：不仅是摇滚乐，说宽泛一点，应该是独立音乐，无论是张浅潜还是6501乐队，他们词曲创作能力真是太强大了。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和摄影、当代艺术都是相似的，有很强的原创能力。而今天所谓的潮流艺术，可能有点像流行音乐，非常快速、消费主义。张浅潜的词、曲都显示出她强大的精神性，感染力很强，而6501乐队表现出的则是传统摇滚的现场氛围，这都是我希望是在影像展上给观众带来的更多元化的体验。
黑刀：张浅潜大家比较熟了，早年的“倒淌河”唱哭了无数人，而6501乐队，其实我本人也是在这次的影像节上才真正了解他们。
如果人们在QQ音乐上听这些乐手的歌，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当然，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听，而且有机会一定要看现场，太震撼了，真的不亚于我1998、99年在忙蜂酒吧第一次看“舌头乐队”的那种震撼。6501就三个乐手，极其简单的鼓、极其强烈的贝斯律动，连那些奶奶和阿姨们都忍不住跳起来。我相信懂音乐，喜欢摇滚乐的人们，听到他们的律动一定会忍不住，再加上主唱法茹克的吉他和听起来简单但是又很深刻的词，你会喜欢他们的。
高鹏：我插一个好玩的细节， 6501乐队的成员看着挺艺术气质的，演出之前他们买了三个斗笠，当地的苗族的斗笠。演出的时候戴在头上，看上去跟大侠一样，舞台效果很好，这也回应了影像节的名称——在地影像节，目的就是体现与当地的文化艺术融合。
正午：听上去像是一场集中爆发出来的，短暂的影像狂欢。
黑刀：你说短暂，其实，摄影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按快门，那一瞬间就过去了，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也过去了，但是你按下快门，那一刻就留下来了。如果没有摄影师们，他们如果没有摁下那么多次快门的话，那么多打动我们的瞬间和音乐，可能就只是在那一刻存在过，而摄影师们使之成为了永恒、一个文化的记录。
这些摇滚摄影师，凭着自己的技术和人脉，大可以走一些更加商业化的路线，但他们仍然在拍这些音乐人的肖像，拍音乐节现场。这不是一个赚钱的事儿，是出于热爱。难得的是，这么长时间的坚持，20年一直在做。
邬树楠：这次的展出，有前一段刚刚去世的赵老大（赵已然）的照片。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想想他当年的音乐，看看他的视频，这种偏重于瞬间的照片，让我们能产生更多的共鸣。他的那张照片，程宫抓拍得非常好。
2001年 夜叉乐队在北京霍营 。
2002年 迷笛音乐节老崔在音乐节台下与歌迷交流。
2002年 西安八又二分之一防空洞摇滚酒吧里的一对年轻观众 。
2005年 舌头吴吞在格根塔拉草原音乐节现场。
2005年 声音玩具在巡演的火车上排练。
2007年 北京迷笛音乐节现场的观众。
2009年 加拿大HOLLERADO乐队小酒馆芳沁店演出现场，显然他们对中国拔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2007年 二手玫瑰乐队在成都小酒馆芳沁店现场
2012年 声音玩具乐队在小酒馆芳沁店现场
2004年 北京迷笛音乐节上观众的标语牌
2007年 崔健演唱会。
2007年 废墟乐队周云山在迷笛音乐节演出。
2007年 迷笛音乐节。
2007年 万晓利《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专辑首发演出。
2007年 MAOLiveHouse阴三儿乐队演出。
2008年 赵老大演出。
2009年 子曰乐队主唱秋野在北京星光现场演出。
2011年 顶楼马戏团乐队十周年北京演出。
2014年 莫西子诗《大地传声》不插电音乐会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
2014年 穴位乐队秦思源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演出。
2007年 清醒乐队十周年北京糖果演出，图为沈黎辉。
2009年 痛仰乐队。
2009年4月25日 刺猬乐队巡演成都小酒馆 ，石璐跳水。
2010年 零壹乐队。
2010年 北京摩登天空音乐节 PK14主唱杨海崧。
2010年 北京星光现场 窦唯 地三鲜乐队。
2011年 何勇。
2011年 草莓音乐节。
2014年 张曼玉在北京草莓音乐节，她唯一一次以歌手身份登上音乐节。
2018年 成都仙人掌音乐节 张楚。
2017年 谢天笑压轴广州草莓 疯狂过后躺在舞台上。
2005年 何勇 北京鼓楼地铁。
2007年 老狼在北京工体附近。
2011年 清醒乐队在沈黎晖家中。
2011年 万能青年旅店 董亚千 北京草莓音乐节。
2008年 张玮玮 北京东直门。
2011年 郭龙 麻雀瓦舍试音。
2011年 黑刀在首钢。
2013年 简约情人乐队 石小飞。
2006年 乔小刀在北京家中。
2013年 五条人乐队在后山艺术空间。
2011年 小河郭龙张玮玮在麻雀瓦舍门口准备当晚演出 。
——完——
题图：乐手苏阳在演出。photo by 高鹏作者李响，界面新闻图片总监。
已经不想和没去过音乐节的人说话了
到三四线城市去、到县城去
成了2023年上半年音乐节全面爆发后的新特点
谁能想到呢，突然间，全国各地的城市似乎都爱上了摇滚乐。7月13日，从河北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传出的一则消息广受关注：今年7月至10月，石家庄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全面打造中国“摇滚之城”。石家庄直译为“rock home town”原本是摇滚乐迷圈内的一个梗，在这个梗被玩了多年之后，竟然破圈了。那段宣传片中提到，要用顽强对抗失落，用摇滚反击平庸，这是石家庄——一座杀不死的城市。这宣传片里竟然又埋了一个乐迷熟知的梗：来自石家庄的著名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经典之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化用了。这个炎热的7月里，石家庄的地铁里有乐队唱起了beyond和黑豹乐队的名作，而在各处绿地上，不同的乐队也将上演一场场摇滚乐演出。
与此同时，其他城市也都在这个暑期迎来了音乐节的高峰，7月14日到16日，2023海拉尔草原迷笛音乐节将正式开幕，重庆、山东、新疆、福建等等各地都宣布了音乐节开幕的消息。一夜之间，音乐节、摇滚乐成为了各地政府眼中的宠儿，或许再没有什么比音乐节更适合吸引年轻人、拉动旅游业了，它显得开放、热闹、充满活力，在这个夏天，音乐节迎来了大爆炸，它不再是北上广文艺青年的专属，而是不断下沉，走向一个个你此前并不熟悉名字的城市甚至县城。
“上高速，过村庄，再高速，穿田野……”直到站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搭建起来的舞台上，达达乐队主唱彭坦都还感觉不可思议，没想到广袤的田野背后“一片潮水般磅礴汹涌的乐迷”正等待着他。
今年4月15日、16日，泗水县迎来了县城里的第一场音乐节——“新青年”音乐节。这是当地的一件大事，家住济宁的乐迷胡胡提前3个月就买好了票，和朋友一起自驾去往现场，泗水距离济宁市区不远，不到一小时车程。作为“00后”，胡胡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虽然距离挺近，自己这也是第一次来泗水。以往总是跑去济南、泰安、潍坊参加音乐节，这一次音乐节终到家门口来了。
两天时间里，老狼、崔健、二手玫瑰、痛仰、达达、逃跑计划等14支乐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近3万名乐迷和游客涌入山东泗水这座县城。无论演出阵容还是观众人数，都不逊于“北上广”。县城自有与一线城市完全不同的体验——老狼唱着“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几乎同时，一列高铁从演出场地旁的高架轨道上，呼啸而过。音乐画面与现实重合，“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不止一位歌迷在社交媒体上说。
从2000年首届迷笛音乐节落地，音乐节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发展到第23年，已经全面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去、到县城去，成了2023年上半年音乐节全面爆发后的新特点。随着音乐节向下普及，这些小城市正在接受新的消费形态和文化产品的洗礼，遇到机遇也经受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音乐节正在真正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以及年轻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2023年5月，河南焦作，云台山音乐节。图/视觉中国
疫情后的春天
音乐节在县城里举办是标准的大事件。到了音乐节现场，胡胡发现，一起享受音乐的不但有和自己一样奔着熟悉乐队而来的年轻乐迷，还有县城里出来看热闹的中老年人、肩膀上驮着娃娃的年轻父亲，她在现场还意外遇到了自己的爸爸：“我爸也没跟我说他要去啊……”
在泗水的人们享受音乐的同一个周末，佛山草莓音乐节、德州耳立音乐季-向阳花音乐节、温州楠溪江星巢秘境音乐节也在举办，据不完全统计，今年4月全国各地举办了至少28场音乐节。这股热潮在充满节日与假期五月达到顶峰。
“2023年5月，堪称中国音乐节历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个月。”小鹿角智库、音乐财经创始人董露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不仅有盛况空前的五一黄金档——42场音乐节，还开发出520档期——17场音乐节，就连527和528两天周末，全国各地都举办了13场音乐节，整个5月，在这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各大主办方已经举办超过72场音乐节。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21年整个5月共有音乐节47场，那时疫情相对平稳，是当时音乐节比较火热的一段时间，而今年比2021年同期增长超过了50％。在经济全面复苏的背景下，音乐节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支点，参与到了各地拉动文化旅游消费的浪潮中。
“上半年之所以感觉音乐节扎堆，一个重要因素是3年疫情delay了很多现场演出，这些积压的存量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其中60％、70％都是（如此）。对于观众，大家憋了许久的热情也释放了。不仅在一线城市，下沉市场的需求同样强烈。”MTA天漠音乐节、张北音乐节创始人李宏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成为音乐节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原因之一。
因为释放存量而被炒热的市场蕴含大量商机，已经形成口碑的音乐节可以在开票几分钟就卖出数百万元票房，如果连续举办两天，总票房可以突破1000万元。这又吸引不少新的主办方入场，使得音乐节的热度在5月最高峰之后并没有明显回落，根据音乐财经统计，全国6月仍至少有34场音乐节落地。它们走向了更下沉的市场，给那里的人们带去独特的文化体验，但这些音乐节仍然比较明显地集中于华北与华东，华南紧随其后，西北与东北仍然偏少，董露茜说：“基本上还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她预测，音乐节在整个2023年都会持续现在的热度。
李宏杰觉得，当下的火爆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除了过去三年积压的反弹，根本原因在于多年市场培育后音乐节已经拥有了稳定且不断扩大的观众群，以及如今地方政府对于音乐节的支持和认可。
现在，月均超30场音乐节似乎已成常态，在上百个音乐节品牌争夺票房的背后，乐迷们还将见证更多音乐节。正如新裤子在《生活因你而火热》里所唱的，“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
上图：2017年，MTA天漠音乐节。下图：2018年，MTA天漠音乐节。供图/李宏杰
“妈妈你看，从北京来了这么多车”
青岛星光华娱文化的创始人老宋记得，大概在2019年前后，开始有地方政府主动找到他，希望他承接当地的音乐节项目，在此之前，他的公司主要做大型演唱会。老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是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四线城市，本身没有优势突出的旅游产品，想办音乐节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最快速简洁的方式，把游客吸引过来。
那时，一个成功的音乐节给小地方带来流量、名气和商机，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案例。其中最知名的当然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距离首都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张北和一手策划了张北音乐节的李宏杰。
在中国初代摇滚迷的心中，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精神上的乌托邦，这个1969年于距离纽约200英里一个小镇上举行的音乐节，50万嬉皮士在那里制造了三天三夜以和平与爱为主题的狂欢。尽管李宏杰认为伍德斯托克独属于60年代，无法复制，但当他开始策划音乐节，他本能地认为不应该在城市里，也不应该在公园里，它应该是反传统且与众不同的，他想把它搬到草原上，于是到了张北，后来，又从2016年开始策划MTA天漠音乐节，再把它搬到沙漠里。
2009年的张北音乐节是整个文化界的大事，当年《南方周末》用两个整版从社会报道的角度写了这个贫困县的音乐节。记者平客后来在李宏杰出版的《制造张北音乐节》一书里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时任张北县领导高兴地说，现在“宇宙人都知道张北了”。音乐节期间，不但张北县城内，连周边县区和市区的酒店、饭店、“农家院”都家家爆满。迷迪音乐节开创者张帆至今记得一位十几岁的张北小姑娘对她妈妈说的一句话：“妈妈你看，从北京来了这么多车，真好！”
一不留神，音乐节成了一个县脱贫甚至致富的希望。张北音乐节持续举办多届，根据2017年公布的数据，当年张北草原音乐节三天，张北县周边游客活跃人群数量超过80万。几届音乐节成功举办下来，张北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范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参照张北模式。
董露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概在2016年前后，感到音乐节逐渐下沉，走向地方，例如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白音哈达草原景区、昆明西双版纳、江苏瓜州、山西晋城等地都开始举办音乐节。根据音乐财经2016年9月的统计，在39％新出现的音乐节中，很多都是以景区旅游为主打，主题也大多与当地旅游环境有关。
2019年，成都发布《成都市建设国际音乐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20年，山东在《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明确提出将音乐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
“你想想，青岛啤酒节、潍坊风筝节这样的城市节日，要打造出来不花个几年是不行的。一些小城市没有太多资源，又渴望拥有一个能够代表城市的文化名片和城市节日来带动旅游和消费，音乐节是最可触及且最短平快的一件文化产品了。”青岛星光华娱文化的创始人老宋说。
张家口怀来县小南辛堡镇龙宝山村的民宿老板大勇从2016年开始筹备经营民宿，那一年，在距离他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MTA天漠音乐节”开幕。“这是我们县里第一次搞这么大形式的节目。”大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地的人们还以为就是有人来唱唱歌，让他们意外的是，2万人蜂拥而至，“咱们怀来县那几天特别热闹，到处都是人，路上满是车，旅店、饭馆全部爆满，大伙从来都没见过这种场面。”
第二年，大勇正式开起了民宿，音乐节虽然只有三天，但是带来的热度能够持续半个多月，一些人提前到来，一些人在音乐节结束后也不会马上离去，怀来县因为音乐节而在文艺青年中声名远播，给大勇这样的商户带来了肉眼可见的经济效益，民宿开了两年之后，大勇就用盈利对民宿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升级。
“名气打出去的同时，全方位带动交通、住宿、酒店、餐饮、旅游等多重消费，音乐节大约是文旅发展的一个最佳抓手了。”董露茜说，“不仅如此，还有门票收入，对当地政府和文旅部门来说，投钱做一个音乐节可比投钱做广告划算多了，广告钱是回不来的，音乐节门票说不定还能赚钱。”
当疫情到来，各地管控措施不一，大型旅游产品受到限制时，在疫情平稳期举办音乐节，就更成了一项不但性价比高且可行性高的文旅项目。音乐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三年累计官宣的音乐节为278场，其中以地方政府和文旅企业为主办方或者支持参与合作的品牌音乐节占比超过了30％，政府文旅导向型音乐节大幅度增加，是疫情三年给音乐节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也使得音乐节顺利渗入了大城市以外那些不曾被看见的缝隙。
当人们的肉身只能困于方寸，音乐里自有无限的自由与悠扬，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在音乐节上得到了释放。董露茜觉得，音乐治愈人心、释放情绪的功能以往常常被忽略，疫情期间这个功能被迅速强化了，这当然也被地方政府看见，当疫情平稳，“让年轻人去音乐节上蹦一蹦”，不但活跃当地经济，具有商业和文化价值，音乐节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价值和公益价值，因为人们前所未有地需要音乐。
2021年5月，山东济南，迷笛音乐节。图/IC
“跟天南海北的人站在一块听音乐”
年轻、新潮的事物下沉太快有时候难免遇到水土不服。老宋记得，2019年刚刚和地方政府合作办音乐节时，对方虽然有意愿却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接触过演出审批，待老宋拿着材料去送审，才赶紧打电话问其他有经验的兄弟城市，需要哪些材料和手续。到了音乐节现场，当地安保公司更是压根没见过这阵仗，大声尖叫着跟随音乐“开火车”、上演泥地“死墙”（乐迷们分为两边，两边人群随音乐快速冲向对面，互相撞在一起）模式、互相碰撞身体的年轻人被保安一次次拉开、冲散，在很多第一次观看音乐节的当地人眼里，那也是很不安全的迷惑行为。
于是，拥有成功举办音乐节经验的城市成了众地方政府考察取经的重要目的地，李宏杰记得，几年前，第一届四川阿坝州红原大草原雅克音乐节举办前，红原县县委书记就先带队去了张北。
主动拥抱带来的结果是各地眼界的不断开阔。落实到主办方身上，就是筹备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硬件获得保障，且有了政府的主动支持，在小城市举办音乐节可控性更强，音乐节走向地方，自然成为“双向奔赴”。
“以前筹备一场演出，至少提前半年筹划，光审批可能就需要两个月，最近这两年明显感觉审批加快了，有时候最快一周就下来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老宋说，有些城市为了能拉来音乐节，甚至把场地免费拿出来给主办方使用。今年8月27日将在青岛举办的“繁星海计划说唱嘉年华”由老宋的青岛星光华娱文化主办，他从5月才开始筹划，审批的提速节省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2023年5月22日，文旅部印发了《关于发布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公告》，营业性演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3个工作日，且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
当音乐节筹备完成，对全体乐迷敞开大门，官方有多么努力“营业”也决定了一个音乐节给予乐迷什么样的体验。胡胡不久前参加的泗水县新青年音乐节第一天演出刚开始就赶上了极端天气——大风、暴雨加冰雹，她感觉当地应该是有应急预案，因为现场两三万人被迅速疏散了，她被保安指挥着跑进一个距离现场两三分钟路程的科技种植大棚，她看到有人被安排进场地边的体育馆，她还有一位朋友被带到另一个种植了黄瓜的蔬菜大棚，里面还有商户卖饮料和小吃。
天气放晴后演出继续，被有序应对的这一点儿意外和雨后湿润空气让乐迷更兴奋了，很多人“开火车”，摇旗狂奔，在水坑里“pogo”（乐迷在音乐下跳跃和彼此冲撞），胡胡说保安都没有阻拦，只是关注着防止有人受伤。危机转化成了机遇，有乐迷在社交媒体上感慨说：“一次疯狂而有趣的经历，躲完雹子听音乐”“感谢主办方对年轻人狂热的包容，好久没看到音乐节这么多旗子了。”第二天一早，乐迷们发现，前一天因为大雨和冰雹而泥泞坑洼的地面，已经连夜被市政部门的压路机铺平。在各社交媒体上，泗水的年轻人自发到乐迷们的推送下留言：“欢迎来泗水”“姐妹专门从江苏来到泗水的哇，好激动”“这次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我们泗水第一次举办音乐节也没什么经验……还是希望你们开心呀。”胡胡感慨说：“感觉泗水这次为了音乐节真是举全县之力了。”
据山东省内媒体报道，山东不少县市在举办音乐节前夕，当地政府都会抽调相关几十个部门精干力量组成音乐节专班，全面负责音乐节各项筹备保障，及时解决各种问题。例如刚刚举办了新青年音乐节的泗水、例如2020年举办麦田音乐节的淄博市张店区……2021年迷笛音乐节落地滨州时，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组织近100人的专项筹备小组全程24小时盯靠现场，20多天完成280余亩场地的平整，18000平方米草皮铺设，3000多米围挡搭建和140多间卫生间建设。如果说，今年五一假期大学生发明了特种兵式出游，那么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筹备音乐节也算强行军和急行军式的了。
不仅在音乐节期间服务乐迷，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做好参与打造IP长期成为音乐节举办地的准备。李宏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怀来县会在MTA天漠音乐节举办期间协调交通调度，例如县城与音乐节现场之间的摆渡车，八年来，当地政府还陆续兴修了音乐节附近的道路、水电、围栏，给予了大量基础设施的支持。
这些小城市自上至下都把音乐节当作一次巨大机遇。今年五一，凡是去烟台参加“迷笛音乐节”的观众，凭借门票可以免费领取昆仑山国家森林公园等6处景区门票，还能参与当地17处景区5000张免费门票的抽奖。大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来参加MTA天漠音乐节的乐迷也能凭门票得到当地景点龙宝山、鸡鸣驿古城和黄龙山庄的折扣。今年的音乐节将在8月4日至6日举行，开票不久，大勇等民宿商户所在的行业微信群就接到了当地文旅部门的通知，要求他们维护旅馆企业诚信，严禁在音乐节期间随意涨价。在泗水新青年音乐节现场，泗水小脚花生、泗水火烧、泗水地瓜等特色美食都得到不少曝光度，当地政府还打造了200米长的宣传长廊，方便乐迷了解泗水附近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胡胡觉得，类似的宣传和旅游套餐对乐迷而言是有吸引力的，她每次和朋友去外地看音乐节，旅程安排都不仅仅是音乐，总要多待两天玩一玩，在城市里逛逛，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感觉大部分看音乐节的人应该都跟我们差不多。”胡胡说。
四处开花的音乐节，带大城市的乐迷到周边县市体验了一次音乐主题的出游，不失为假期的优质选择，也让更多地方的年轻人有了现场感受音乐魅力的机会。大勇至今都记得第一次去MTA天漠音乐节现场的情景，“看着人家年轻人在舞台前面欢呼”，他站后面远远地看着，虽然一直羞涩地说：“我对音乐相当不了解。”但他还是感受到了音乐的震撼，“气氛特别好，跟天南海北的人站在一块听音乐，真是个美妙的感受！”
2022年8月，山东济南，山河音乐节。图/IC
野蛮生长
就在各地敲锣打鼓地庆祝音乐节时，越来越内卷的音乐节也开始频繁爆出负面新闻。今年4月初，因为朴树在淮安“龙宫音乐节”上忍无可忍而发表的一番言论，更是让音乐节乱象上了热搜。
“龙宫音乐节”有被乐迷称为“很顶”的阵容——“新裤子”、朴树、“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店”“棱镜”……但从演出第一天就开始被吐槽：音响卡顿，大屏显示差，安保人员对乐迷态度恶劣。组织也出现问题，入场缓慢，一些前面的乐队都快唱完了，还有很多排在后面的观众被堵在门口。更让乐迷无法接受的是——卖票的时候不事先通知有分区，而是票卖完后再提醒，让不少粉丝掉入了陷阱。在连续两天声讨后，一向佛系的朴树也忍不住在现场公开发声，“恳请主办方尊重观众们的体验”。朴树的话引起前排乐迷的集体欢呼，黑色幽默的是，因为音响效果太差，后排观众压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事实上，今年不少地域在缺乏举办大型线下演出经验的情况下上马的音乐节，频繁遭遇吐槽。今年6月中旬，郑州嵩山音乐节被网友爆出距离举办不到10天场地还没挖出来，部分艺人合同还没签，更离谱的是，主办方在微博抽奖时，一直给评论区里管主办方叫“老公”、粉丝群里喊“爹”的人送票。不久，“嵩山音乐节退票”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是主办方的不专业和行业的不成熟。伴随着音乐节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迅速发展的音乐节进入野蛮生长期，在李宏杰看来，这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能让更多人对“音乐节”这三个字产生认知，对这件事产生好奇心，甚至因此喜欢上音乐节，这对音乐节的普及无疑有益。但弊端同样明显，“它意味着不可能每一个主办方都有足够的从业经验和专业度，甚至可能有草台班子来做这些事。一些对音乐节知之甚少的观众，在参加过一场质量不高的音乐节后，很可能对音乐节本身构成负面的认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国成熟的音乐节组织者大约只有300到500人，对音乐节各个环节“都明白的”能够担当制作人角色的，不超过100人。
在“龙宫音乐节”上，朴树沙哑着嗓子说：“昨天我在合肥演出，今天在来的路上……也是堵了很久。”肉眼可见的疲惫。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音乐节井喷导致艺人赶场，五一期间有些乐队一周在不同的地方连演五场，是极大的消耗。硬件供应商也是有限的，“活太多他们接不过来”，所以一些音乐节硬件不过关。
演出过多，艺人必然要涨价。再加上近年来一些热门综艺节目助力各路独立音乐人成为“明星”，艺人的出场费本来就逐年上涨。老宋算了算，这两年二手玫瑰乐队的出场费已经上涨了超过40％。“说实话，很多乐队之前没有太多演出机会，现在演出多到接不过来，把乐队搞繁荣了是件好事，但确实价格也呼呼地全起来了。”一些地方上的观众和主管部门又只认那几个知名乐队和艺人，办音乐节就指定要某某，这直接导致了音乐节成本上升，票价上涨。
“演出刺客”是音乐节今年被争议的另一个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音乐节的平均票价比往年高了约100元，甚至音乐节的单日票可以被炒到2000多元，更不用说音乐节参考演唱会模式的严格分区，也多少影响了音乐节本身的体验。今年5月，迷笛校长张帆在迷笛30周年讲话时说：“要把音乐节的价格打下来”，“要让中国所有的年轻人，包括工人、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甚至是快递小哥们，都能够有钱参加音乐节”。
张帆的话引发了争议，散人乐队演出团队的工作人员在微博发表长文表示“实在无法苟同”，认为张帆“无形中踩了同行们一脚”。上述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市场大环境影响下，艺人、音响设备、场地、安保、招商等成本越来越高，历经三年疫情的主办方、品牌方日子都很艰难，熬到现在不容易，那么涨价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只要是合理的涨价程度，不应该被指责。一些主办方就是因为把成本大头给了艺人，只能压缩制作成本，才导致硬件服务下降。
李宏杰支持张帆的观点，“既然音乐节是针对年轻人的，那么必须跟他们的消费能力挂钩。”但具体到每一个主办方，他认为大家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价格，毕竟“不可能贴钱做”。说到底，音乐节其实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事情，突发情况多，“涉及数万人的‘吃喝拉撒’，是现场音乐中最复杂的”。“不像演唱会，在固定场馆里整个管理起来，三个小时完事就走人，对团队的运营管理水平要求没那么高。”李宏杰觉得，组织音乐节有点像组织旅游，甚至像临时的城市化管理。
所以，在控制好成本的基础上提供优质服务且制订合理价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谁都能做的，也许，乐迷们反感的并非涨价，而是各类质量参差不齐的音乐节，让很多消费者花了高价却并没有享受到等价的体验。
2023年5月，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向阳村，乡村音乐节。图/视觉中国
IP要以时间熬成
趁着市场热潮而匆忙入场的音乐节，内容同质化严重，短时间内聚拢的人气轻易就会散去。音乐财经做了统计，近几年音乐节品牌消失率一年约为40％，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董露茜说，“消失的品牌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己的特色，可持续性差”。今年，出现了不少因“不可抗力”延期的音乐节，“其实就是卖不动票”。她认为，中国的音乐节在短期野蛮生长后很快就将进入第二阶段，各地需要思考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音乐节，而不是“呼噜噜把人弄来就完事”。
说到底，举办一个音乐节，是只利用流量艺人追求眼球效应还是踏踏实实地花心思“造节”？“造节”需要更多耐性与智慧，而一旦“造节”成功，观众的黏性和音乐节的可持续性才会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城市意象与城市符号植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2023年6月，浙江杭州，草莓音乐节。图/IC
董露茜个人很喜欢一个小众音乐节——春游音乐节。今年春游音乐节在四川省眉山的一个县城举办，乐队都很小众，但是氛围独特，人们聚在一起边听音乐边吃火锅、打麻将，和宠物玩，60岁以上的“大妈”们持身份证即可入场，音乐节还包括艺术展，餐饮、啤酒摊位、唱片市集以及露营区，讲究一个综合的氛围和体验，被称为中国平替版“Fuji Rock”（亚洲户外音乐节的鼻祖，日本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
“搞拼盘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出来一个极具特色、用户画像清晰的音乐节是很难的。”董露茜说，这样的音乐节不需要花大价钱请流量艺人，可以把钱花在制作上，用户黏度也很高。
做过几次大众化音乐节后，老宋今年开始主办说唱音乐节，他想在分众市场上深耕，“做一些小型的、专业化的盘”，他认为今后的音乐节会像电影一样，不同主办方有自己细分的领域，而不是一哄而上抢一块蛋糕。
8月4日即将开演的MTA天漠音乐节已经进入第8年，当初选择怀来县，李宏杰是为了将沙漠自然奇景、地域特色与流行文化进行有效嫁接，他的灵感来自于以科技、音乐和电影元素著称的美国“西南偏南”音乐节。他觉得当下很多音乐节和城市“貌合神离”，沦为了以乐队为卖点的全国巡演，他想让音乐节真正融入城市的文化。因此，数年前他与怀来县签订了长达15年的音乐节合作计划，MTA天漠音乐节将扎根在这里。
李宏杰曾经做过“西南偏南”的收入分析，这个音乐节做到今年将近35年历史，每年给奥斯汀市带来的经济影响将近3亿美元。因此，李宏杰非常乐观，中国音乐节与国外成熟音乐节IP比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却也意味着有光明的前途，只要同行们一起“认真持续地，扎扎实实地办下去，IP价值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有价值。”真正有价值的IP，正等待人们以时间熬成。
发于2023.7.24总第110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人人都去音乐节
记者：李静（）
编辑：杨时旸
运营编辑：马晓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