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间，他们绽放最美人生——“最美生态护林员”群像扫描（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题：绿水青山间，他们绽放最美人生——“最美生态护林员”群像扫描（上）
新华社记者李占轶、胡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山路崎岖，身影却坚毅。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尽忠职守呵护着祖国的绿水青山，也成为行走在绿水青山间的“最美”风景。
为了大力弘扬百万生态护林员保护生态、脱贫增收的奉献精神，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生态护林员”的先进事迹。
大山深处，用坚守诠释爱绿护绿的担当
清晨，头戴一顶泛黄的羊毛帽、脚蹬一双老胶鞋、背上一包糌粑和一个铝水壶，52岁的贾尼玛唱着民歌走进了大山深处。自2017年成为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松多乡松多村的一名生态护林员起，他风餐露宿、无怨无悔。
松多林区海拔最高4265米，道路崎岖，条件艰苦，贾尼玛却主动请缨守护。“这山可是我们的生命线呀，别人不去，我去！”
冬天的山路不好走，巡护到晚上，贾尼玛只能借宿在村民盖在山腰上的羊圈房里。“里面除了一张炕也没有其他东西，吃上一口糌粑，就睡下了。”贾尼玛说。
一次，贾尼玛和同事巡护时差点摔下石崖，同行的护林员眼疾手快拉住他才化险为夷。可第二天他迈进大山的步伐依然坚定。
曾玉梅每天徒步40多公里，穿行在黑龙江省青冈县民政镇的820亩林地间。守护林子3年来，她的责任区内未发生过一起盗伐等破坏森林资源现象。
一开始，由于缺乏林木管护专业知识，加上对林地情况不熟悉，曾玉梅走了不少“弯路”。幽深的山路看不到尽头，但她凭着坚定执着的信念，坚持每天巡林，很快就成了护林的行家里手。
甘肃省天祝县安远镇柳树沟村生态护林员朱生玉，负责守护小柳树沟900多亩林地。林区的一沟一壑都有他的足迹，他被村民们称为林区的“活地图”。
平凡岗位，闪耀别样光彩
“当了生态护林员以后，定国特别认真负责。”村里人说起的，正是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南王村的生态护林员岳定国。
被聘为生态护林员后，53岁的岳定国深知肩上的担子重，不论是穿梭在山林，还是走村串户宣讲，都始终怀揣着强烈的责任心。他所负责的管护区，没有牛羊啃食的痕迹，也没有百姓采药的身影。
“千万不能在外边点火、放鞭炮啊。”走在路上，吴树养只要遇到村民都不忘这么叮嘱一句。
这名来自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大坪镇九龙瑶族村的生态护林员，每天都会宣讲政策。天还没亮，他就拿上喇叭，骑着摩托车沿着山路喊话宣传。当阳光洒满山林，他已经走遍了几个村。
遇到村民家办丧事，他就反复劝告村民焚烧纸钱燃放鞭炮要远离林区，还会守在现场，直到丧事办完，不留一丝隐患。
一丝不苟的还有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水浕司村生态护林员陈刚。一次日常巡护中，他发现有疑似松材线虫病枯死松树，迅速组织护林员对全村天然林开展地毯式排查，及时遏制了虫病蔓延。
既要保护好山林，也要在群众心里播撒保护生态的种子。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发植树。村公路沿线两旁、农户庭前房后早已种满了树木，成了一道风景。
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却始终如一
“我就是‘啄木鸟’，保护森林就是我的使命。”
说这话的麦麦提·麦提图隼，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先拜巴扎镇乔克拉村的一名生态护林员。
一年365天，无论寒暑，麦麦提·麦提图隼每天都会带领全镇144名护林人员开展工作。漫漫巡护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在他的管护下，500亩林木从未发生森林火灾、有害生物危害。
但凡有空闲时间，他就向人请教、自学知识，掌握了不少林业管理知识和技能，成为人人称赞的“土专家”。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六户镇和胜村的生态护林员庞金龙同样执着而坚定。当地禁牧区域多，他在宣传政策的同时紧盯禁牧区域，仅2017年就及时劝阻放牧活动70多次。2018年的一天，庞金龙发现一处垃圾场起火，他在火场坚守了一天，确保火情不再反复。
在庞金龙的带领下，和胜村护林员队伍会巡护、能扑火，成为当地最得力的护林扑火队伍。
累了就在山坡席地而坐，饿了就吃随身带的糌粑。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曲孜卡乡小昌都村生态护林员多贡，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国家给了我这个岗位，保护自己的家，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多贡说。
“你天天上山，当心砍树的人都记住你。”多贡的妻子这样劝过他。“记住我才好，如果我的名字能吓住砍树的更好。”多贡制止过不少违法行为。一个冬日的夜晚，他到山上转悠，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立刻叫上其他护林员一起去大声喝止。偷伐树木的人听到后连工具都没拿就跑了。
“当上护林员，注定要多跑路、多吃苦、多流汗。”多贡说，但每天看着郁郁葱葱的山林，心里才觉得踏实。
袁隆平身边的年轻人：下田像吃饭一样频繁 365天基本都在田里
胡忠孝（左）和同事一起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资料图片
核心阅读
在袁隆平的研究团队中，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
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为此耕耘奉献的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就是其中的代表。
尽管今年已经90岁高龄，袁隆平仍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在位于湖南长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杂交水稻中心”）的办公室，他带领研究团队又把目光瞄准了新的杂交水稻亩产世界纪录。
在袁隆平的这支研究团队中，不乏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他们为亿万中国农民育良种，要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装上中国粮。不久前，我们来到杂交水稻中心，探访这群年轻人工作、生活的日常。
下田
“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
位于长沙马坡岭的杂交水稻中心大院里，有一块七八分地的试验田。紧挨着试验田，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是袁隆平的家。从家里推开窗户，稻田里的一切尽收眼底。
很多新来的研究生第一次见到袁隆平，都是在这块稻田边，有时他双手叉腰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在思考什么；有时他弯下腰拨弄着稻穗，检查水稻的生长情况；前几年，还经常有人看到80多岁的袁隆平亲自下田。
今年，试验田又种上了新宝贝——第三代杂交水稻。90岁的袁隆平又兴奋起来，一天要到田里看三四回。连带他的栽培师李建武也忙个不停。
说起李建武，在杂交水稻中心几乎无人不识。虽然今年只有34岁，李建武却已在袁隆平身边种了10年水稻，如今专攻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为杂交水稻亩产屡破纪录立下不小功劳。
李建武被袁隆平赏识，还有一段在杂交水稻中心广为流传的故事。2009年春，大四即将毕业的李建武正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实习，恰好赶上袁隆平来查看稻田。在田间，一块长势出众的稻田吸引了袁隆平的注意，他立即问身边人这块田是谁种的，大家便把李建武推了出来。
看着眼前晒得黝黑的李建武，袁隆平还以为是个种田经验丰富的农民，寒暄了几句，方知他是湖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这让袁隆平很惊喜：原来还有这么肯下田、肯钻研种植技术的大学生。他又接连问了一连串水稻栽培方面的专业问题，李建武都对答如流，让袁隆平连连称赞。大四毕业，李建武被破格招录为杂交水稻中心的研究人员——这在几乎清一色博士的杂交水稻中心，简直就是传奇。
“袁老师经常说，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李建武说，对于专攻栽培技术的自己来说更是如此，“下田就跟吃饭一样频繁，夏秋在湖南的基地种田，冬春在三亚的南繁基地种田。一年365天，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都在田里。”
然而，与一般农民可根据经验种田的情形不同，李建武面对的是每年几百个新品种，没有种植经验可循，且不同品种特性不一，种植方法也不同，“就好比带孩子，不同性格的孩子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照料”，他必须把品种的特性一一研究清楚，一边种植一边摸索播种期、肥料用量等参数，将新品种的产量潜力发挥出来。
有时，为了检验品种的适应性，还要把一个品种种到不同气候区域。在验证超优千号（湘两优900）的适应性时，李建武曾经把这个品种从海南三亚一路向北种到了河北邯郸，种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种下来，全国各地水稻种植区的日照天数、光照条件、海拔高度、容易得什么病虫害都了然于胸。
栽培技术，最终要用来指导农民科学种植，也因此，李建武与农民打交道最多，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大部分都是水稻种植户。然而，由于一些杂交水稻品种的种植方法与传统水稻相差较大，要让农民改变几十年形成的种植习惯并不容易。
2013年，李建武在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的试验田基地搞“Y两优900”杂交水稻产量攻关，这是一个新品种，与传统水稻相比，肥料用量要高出很多。第一次去做指导时，李建武把种子和相配给的肥料都分发给了农户，并讲解了种植要点。然而，由于与传统种植经验相差较大，再加上李建武还是个“毛头小子”，农户们怎么也不肯按他说的去种，还偷偷把肥料藏起来种菜。眼见着效果出不来，李建武索性在当地住了下来，自己也种一块田，与当地农民搞起竞赛。到了收割时，李建武种的水稻比当地农民种的亩产高出两三百公斤，农户们一下子就信服了……
育种
“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每粒种子都要精雕细刻”
与我们见面前，胡忠孝特意洗了澡：刚下田回来怕身上有味儿。如果不经人介绍，很难想象站在眼前的这个皮肤晒得黝黑、身形干瘦的人是出生于1982年的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杂交水稻》副主编。
胡忠孝现在在杂交水稻中心干着两份工作，一方面做杂交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育种研究，一方面为《杂交水稻》期刊编审稿件。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看稿子，看到六七点钟，天差不多亮了，就背上挎包下田。白天下田，晚上编稿，是他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
“我的理想就是培育出高产优质高效的水稻种子。”胡忠孝说，“这是为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是为中国的几亿农民。”
胡忠孝出生在湖南郴州莽山山区的农村，“从小家里就靠山里几亩稻田过活，那里自然条件不好，农民很辛苦。”胡忠孝说，山区里引水灌溉很不方便，经常要半夜沿着水渠查看水情，防止被别人半道截留。高考那一年，有一次他夜里跟着父亲去“守水”，父亲忽然叹息道，“要是有一种不用浇这么多水、又高产又好吃的水稻该多好。”
父亲的这句话让他一直记到现在。在当年高考填志愿时，原本想学航空航天的他毅然在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学专业。“本来儿时的理想是‘上天’，没想到变成了‘下地’。”回想起当时的选择，胡忠孝表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育种，是杂交水稻研究的核心，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选育出符合目标性状的种子，不仅考验着育种工作者的知识和经验，更极大地考验耐心。“从设计育种方案，到成果最终被认定，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来年时间，周期非常漫长。”胡忠孝说，同时，培育一个综合性状好的水稻品种，不仅要考虑产量，还要考虑抗病性、适应性、米质口感等诸多要素，一个因素没兼顾到，都得隔年从头再来，“每一步都要迈得扎扎实实”。
“我一直觉得，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育种，就要精雕细刻。产量不好，就在产量上雕琢，米质不好，就在米质上雕琢。育种的过程，就是将一个毛坯雕琢成艺术品的过程。”胡忠孝说，因此，搞育种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会前功尽弃。即便是下苗插秧的环节，有时候需要成百上千个品种一起种，每个品种都有编号，一旦一个秧苗插错位置了，后面的就会跟着全错，整个试验就报废了。
国庆假期是水稻收获的重要节点，每年这个时候，胡忠孝都很少休息。今年国庆，他与一位同事来到云南高黎贡山附近的试验田收种子，高原气候多变，来的当天还晴空万里，半夜却突然下起了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上午10点，雨一停，胡忠孝就和同事冲进田里抢收。
当时，5亩试验田里种了400个品种，每个品种100株水稻，每一株上的稻穗长势也不同，为了试验需要，胡忠孝和同事需要一穗一穗地收割，并做好标记，整理归档。在又冷又湿的高原上，胡忠孝和同事两人弯着腰整整忙碌了2天，才完成抢收……
前些年，每逢过年回家，胡忠孝都要带些自己最新培育的种子免费送给老家人种，“一方面看看种子在山区表现如何，一方面也为乡亲们带点成果回去。”胡忠孝说。如今，村子里种水稻的人越来越少，胡忠孝正琢磨着培育出一种更高效、更节俭的稻种，“让水稻种植不用投入那么多劳动力，也不用那么多肥料、药物，减少种植污染，还乡村一片绿水青山。”
“袁老有一个著名的禾下乘凉梦，那也是我的梦想。”胡忠孝说，“中国的农民养活着14亿人口，我们有责任替帮助中国的农民做点事，做袁老梦想的践行者。”
丰产
“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
袁隆平对高产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尽管如今第三代杂交水稻已突破亩产1000公斤大关，他仍不满足。今年6月，杂交水稻中心的大院里又挂出了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提出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冲刺每公顷18吨（亩产1200公斤）产量。
高产水稻，涉及方方面面的研究，围绕高产目标，如今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杂交水稻的抗病性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在杂交水稻中心，80后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邢俊杰和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都是研究稻瘟病的好手。
一片片玻璃培养皿里，棕黑色的菌株正在培养基上生长。这些看着差不多的菌株，在38岁的邢俊杰和他带领的研发团队眼中，却截然不同。“引发稻瘟病的真菌，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内常常呈现不同的遗传背景。我们想尽可能多地收集湖南境内的稻瘟病菌株，将其分门别类，明确各地区有效抗性基因，从而指导品种合理布局；同时开展稻瘟病抗性室内评价研究，以实现对水稻新品种抗性的快速鉴定。”邢俊杰说。
2012年，邢俊杰开始了湖南省稻瘟病菌研究工作，这对于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来说，并非易事。“那时候稻瘟病菌研究设施基本没有，菌株的样本也一份都没有。”邢俊杰说，为此，他“厚着脸皮”给湖南省内各地的植保站挨个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留意收集菌株样本。就这样，2012年以来，邢俊杰的团队已经收集了湖南省各地菌株3000多份。未来，这个凝聚着汗水与智慧的菌株数据库，将成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稻瘟病的重要基础。
“人们都知道杂交水稻高产，但影响高产的基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用分子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直接为育种服务的偏应用研究相比，今年35岁的吕启明副研究员的研究更为基础，“育种实践总比基础研究跑得快，但其背后机理并未完全弄清楚。我们希望能够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杂交水稻有优势，并找到杂种优势的某些因子，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育种实践。”
“比如，现在育种工作者做杂交水稻配组，常常要配上万个组合，工作量非常大。”吕启明说，而假如在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中找到影响高产的共同因子，然后建立模型，“育种工作者今后就可以大大减少配组，提高效率。”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口感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米质研究因此也成了杂交水稻热门研究课题。今年32岁的助理研究员柏斌，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米质，首先要搞清楚影响米质的因素、指标。”柏斌说，为此，每新出一批品种，他都要对稻米的长度、重量、透明度、晶体结构、直链淀粉比等数十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指导田间选育。如今，高产又优质的杂交水稻良种逐步推向市场，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欢迎。
在过去的几十年，杂交水稻解决了亿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未来，杂交水稻研究该向何处走？近年来，也曾有人质疑，杂交水稻研究是否还要对高产孜孜以求，是否更应重质而非量？
“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吴俊对袁隆平的高产情结有自己的理解，“把水稻的各个方面性状都做到极致。这是应有的态度。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坚持追求超高产目标的原因。”
“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袁隆平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他的感染下，我们都愿做国家粮食安全的守望者。”吴俊说，“我们的目标很朴素，也很重要。那就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要装上中国粮。”
(来源:人民日报)
袁隆平身边的年轻人
来源:人民日报
胡忠孝（左）和同事一起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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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隆平的研究团队中，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
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为此耕耘奉献的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就是其中的代表。
尽管今年已经90岁高龄，袁隆平仍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在位于湖南长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杂交水稻中心”）的办公室，他带领研究团队又把目光瞄准了新的杂交水稻亩产世界纪录。
在袁隆平的这支研究团队中，不乏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他们为亿万中国农民育良种，要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装上中国粮。不久前，我们来到杂交水稻中心，探访这群年轻人工作、生活的日常。
下田
“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
位于长沙马坡岭的杂交水稻中心大院里，有一块七八分地的试验田。紧挨着试验田，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是袁隆平的家。从家里推开窗户，稻田里的一切尽收眼底。
很多新来的研究生第一次见到袁隆平，都是在这块稻田边，有时他双手叉腰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在思考什么；有时他弯下腰拨弄着稻穗，检查水稻的生长情况；前几年，还经常有人看到80多岁的袁隆平亲自下田。
今年，试验田又种上了新宝贝——第三代杂交水稻。90岁的袁隆平又兴奋起来，一天要到田里看三四回。连带他的栽培师李建武也忙个不停。
说起李建武，在杂交水稻中心几乎无人不识。虽然今年只有34岁，李建武却已在袁隆平身边种了10年水稻，如今专攻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为杂交水稻亩产屡破纪录立下不小功劳。
李建武被袁隆平赏识，还有一段在杂交水稻中心广为流传的故事。2009年春，大四即将毕业的李建武正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实习，恰好赶上袁隆平来查看稻田。在田间，一块长势出众的稻田吸引了袁隆平的注意，他立即问身边人这块田是谁种的，大家便把李建武推了出来。
看着眼前晒得黝黑的李建武，袁隆平还以为是个种田经验丰富的农民，寒暄了几句，方知他是湖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这让袁隆平很惊喜：原来还有这么肯下田、肯钻研种植技术的大学生。他又接连问了一连串水稻栽培方面的专业问题，李建武都对答如流，让袁隆平连连称赞。大四毕业，李建武被破格招录为杂交水稻中心的研究人员——这在几乎清一色博士的杂交水稻中心，简直就是传奇。
“袁老师经常说，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李建武说，对于专攻栽培技术的自己来说更是如此，“下田就跟吃饭一样频繁，夏秋在湖南的基地种田，冬春在三亚的南繁基地种田。一年365天，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都在田里。”
然而，与一般农民可根据经验种田的情形不同，李建武面对的是每年几百个新品种，没有种植经验可循，且不同品种特性不一，种植方法也不同，“就好比带孩子，不同性格的孩子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照料”，他必须把品种的特性一一研究清楚，一边种植一边摸索播种期、肥料用量等参数，将新品种的产量潜力发挥出来。
有时，为了检验品种的适应性，还要把一个品种种到不同气候区域。在验证超优千号（湘两优900）的适应性时，李建武曾经把这个品种从海南三亚一路向北种到了河北邯郸，种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种下来，全国各地水稻种植区的日照天数、光照条件、海拔高度、容易得什么病虫害都了然于胸。
栽培技术，最终要用来指导农民科学种植，也因此，李建武与农民打交道最多，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大部分都是水稻种植户。然而，由于一些杂交水稻品种的种植方法与传统水稻相差较大，要让农民改变几十年形成的种植习惯并不容易。
2013年，李建武在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的试验田基地搞“Y两优900”杂交水稻产量攻关，这是一个新品种，与传统水稻相比，肥料用量要高出很多。第一次去做指导时，李建武把种子和相配给的肥料都分发给了农户，并讲解了种植要点。然而，由于与传统种植经验相差较大，再加上李建武还是个“毛头小子”，农户们怎么也不肯按他说的去种，还偷偷把肥料藏起来种菜。眼见着效果出不来，李建武索性在当地住了下来，自己也种一块田，与当地农民搞起竞赛。到了收割时，李建武种的水稻比当地农民种的亩产高出两三百公斤，农户们一下子就信服了……
育种
“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每粒种子都要精雕细刻”
与我们见面前，胡忠孝特意洗了澡：刚下田回来怕身上有味儿。如果不经人介绍，很难想象站在眼前的这个皮肤晒得黝黑、身形干瘦的人是出生于1982年的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杂交水稻》副主编。
胡忠孝现在在杂交水稻中心干着两份工作，一方面做杂交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育种研究，一方面为《杂交水稻》期刊编审稿件。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看稿子，看到六七点钟，天差不多亮了，就背上挎包下田。白天下田，晚上编稿，是他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
“我的理想就是培育出高产优质高效的水稻种子。”胡忠孝说，“这是为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是为中国的几亿农民。”
胡忠孝出生在湖南郴州莽山山区的农村，“从小家里就靠山里几亩稻田过活，那里自然条件不好，农民很辛苦。”胡忠孝说，山区里引水灌溉很不方便，经常要半夜沿着水渠查看水情，防止被别人半道截留。高考那一年，有一次他夜里跟着父亲去“守水”，父亲忽然叹息道，“要是有一种不用浇这么多水、又高产又好吃的水稻该多好。”
父亲的这句话让他一直记到现在。在当年高考填志愿时，原本想学航空航天的他毅然在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学专业。“本来儿时的理想是‘上天’，没想到变成了‘下地’。”回想起当时的选择，胡忠孝表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育种，是杂交水稻研究的核心，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选育出符合目标性状的种子，不仅考验着育种工作者的知识和经验，更极大地考验耐心。“从设计育种方案，到成果最终被认定，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来年时间，周期非常漫长。”胡忠孝说，同时，培育一个综合性状好的水稻品种，不仅要考虑产量，还要考虑抗病性、适应性、米质口感等诸多要素，一个因素没兼顾到，都得隔年从头再来，“每一步都要迈得扎扎实实”。
“我一直觉得，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育种，就要精雕细刻。产量不好，就在产量上雕琢，米质不好，就在米质上雕琢。育种的过程，就是将一个毛坯雕琢成艺术品的过程。”胡忠孝说，因此，搞育种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会前功尽弃。即便是下苗插秧的环节，有时候需要成百上千个品种一起种，每个品种都有编号，一旦一个秧苗插错位置了，后面的就会跟着全错，整个试验就报废了。
国庆假期是水稻收获的重要节点，每年这个时候，胡忠孝都很少休息。今年国庆，他与一位同事来到云南高黎贡山附近的试验田收种子，高原气候多变，来的当天还晴空万里，半夜却突然下起了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上午10点，雨一停，胡忠孝就和同事冲进田里抢收。
当时，5亩试验田里种了400个品种，每个品种100株水稻，每一株上的稻穗长势也不同，为了试验需要，胡忠孝和同事需要一穗一穗地收割，并做好标记，整理归档。在又冷又湿的高原上，胡忠孝和同事两人弯着腰整整忙碌了2天，才完成抢收……
前些年，每逢过年回家，胡忠孝都要带些自己最新培育的种子免费送给老家人种，“一方面看看种子在山区表现如何，一方面也为乡亲们带点成果回去。”胡忠孝说。如今，村子里种水稻的人越来越少，胡忠孝正琢磨着培育出一种更高效、更节俭的稻种，“让水稻种植不用投入那么多劳动力，也不用那么多肥料、药物，减少种植污染，还乡村一片绿水青山。”
“袁老有一个著名的禾下乘凉梦，那也是我的梦想。”胡忠孝说，“中国的农民养活着14亿人口，我们有责任替帮助中国的农民做点事，做袁老梦想的践行者。”
丰产
“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
袁隆平对高产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尽管如今第三代杂交水稻已突破亩产1000公斤大关，他仍不满足。今年6月，杂交水稻中心的大院里又挂出了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提出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冲刺每公顷18吨（亩产1200公斤）产量。
高产水稻，涉及方方面面的研究，围绕高产目标，如今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杂交水稻的抗病性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在杂交水稻中心，80后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邢俊杰和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都是研究稻瘟病的好手。
一片片玻璃培养皿里，棕黑色的菌株正在培养基上生长。这些看着差不多的菌株，在38岁的邢俊杰和他带领的研发团队眼中，却截然不同。“引发稻瘟病的真菌，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内常常呈现不同的遗传背景。我们想尽可能多地收集湖南境内的稻瘟病菌株，将其分门别类，明确各地区有效抗性基因，从而指导品种合理布局；同时开展稻瘟病抗性室内评价研究，以实现对水稻新品种抗性的快速鉴定。”邢俊杰说。
2012年，邢俊杰开始了湖南省稻瘟病菌研究工作，这对于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来说，并非易事。“那时候稻瘟病菌研究设施基本没有，菌株的样本也一份都没有。”邢俊杰说，为此，他“厚着脸皮”给湖南省内各地的植保站挨个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留意收集菌株样本。就这样，2012年以来，邢俊杰的团队已经收集了湖南省各地菌株3000多份。未来，这个凝聚着汗水与智慧的菌株数据库，将成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稻瘟病的重要基础。
“人们都知道杂交水稻高产，但影响高产的基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用分子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直接为育种服务的偏应用研究相比，今年35岁的吕启明副研究员的研究更为基础，“育种实践总比基础研究跑得快，但其背后机理并未完全弄清楚。我们希望能够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杂交水稻有优势，并找到杂种优势的某些因子，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育种实践。”
“比如，现在育种工作者做杂交水稻配组，常常要配上万个组合，工作量非常大。”吕启明说，而假如在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中找到影响高产的共同因子，然后建立模型，“育种工作者今后就可以大大减少配组，提高效率。”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口感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米质研究因此也成了杂交水稻热门研究课题。今年32岁的助理研究员柏斌，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米质，首先要搞清楚影响米质的因素、指标。”柏斌说，为此，每新出一批品种，他都要对稻米的长度、重量、透明度、晶体结构、直链淀粉比等数十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指导田间选育。如今，高产又优质的杂交水稻良种逐步推向市场，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欢迎。
在过去的几十年，杂交水稻解决了亿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未来，杂交水稻研究该向何处走？近年来，也曾有人质疑，杂交水稻研究是否还要对高产孜孜以求，是否更应重质而非量？
“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吴俊对袁隆平的高产情结有自己的理解，“把水稻的各个方面性状都做到极致。这是应有的态度。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坚持追求超高产目标的原因。”
“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袁隆平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他的感染下，我们都愿做国家粮食安全的守望者。”吴俊说，“我们的目标很朴素，也很重要。那就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要装上中国粮。”（李昌禹 孙超）
袁隆平身边的年轻人：下田像吃饭一样频繁 365天基本都在田里
李昌禹 孙超
核心阅读
在袁隆平的研究团队中，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
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为此耕耘奉献的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就是其中的代表。
尽管今年已经90岁高龄，袁隆平仍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在位于湖南长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杂交水稻中心”）的办公室，他带领研究团队又把目光瞄准了新的杂交水稻亩产世界纪录。
在袁隆平的这支研究团队中，不乏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他们为亿万中国农民育良种，要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装上中国粮。不久前，我们来到杂交水稻中心，探访这群年轻人工作、生活的日常。
下田
“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
位于长沙马坡岭的杂交水稻中心大院里，有一块七八分地的试验田。紧挨着试验田，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是袁隆平的家。从家里推开窗户，稻田里的一切尽收眼底。
很多新来的研究生第一次见到袁隆平，都是在这块稻田边，有时他双手叉腰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在思考什么；有时他弯下腰拨弄着稻穗，检查水稻的生长情况；前几年，还经常有人看到80多岁的袁隆平亲自下田。
今年，试验田又种上了新宝贝——第三代杂交水稻。90岁的袁隆平又兴奋起来，一天要到田里看三四回。连带他的栽培师李建武也忙个不停。
说起李建武，在杂交水稻中心几乎无人不识。虽然今年只有34岁，李建武却已在袁隆平身边种了10年水稻，如今专攻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为杂交水稻亩产屡破纪录立下不小功劳。
李建武被袁隆平赏识，还有一段在杂交水稻中心广为流传的故事。2009年春，大四即将毕业的李建武正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实习，恰好赶上袁隆平来查看稻田。在田间，一块长势出众的稻田吸引了袁隆平的注意，他立即问身边人这块田是谁种的，大家便把李建武推了出来。
看着眼前晒得黝黑的李建武，袁隆平还以为是个种田经验丰富的农民，寒暄了几句，方知他是湖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这让袁隆平很惊喜：原来还有这么肯下田、肯钻研种植技术的大学生。他又接连问了一连串水稻栽培方面的专业问题，李建武都对答如流，让袁隆平连连称赞。大四毕业，李建武被破格招录为杂交水稻中心的研究人员——这在几乎清一色博士的杂交水稻中心，简直就是传奇。
“袁老师经常说，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李建武说，对于专攻栽培技术的自己来说更是如此，“下田就跟吃饭一样频繁，夏秋在湖南的基地种田，冬春在三亚的南繁基地种田。一年365天，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都在田里。”
然而，与一般农民可根据经验种田的情形不同，李建武面对的是每年几百个新品种，没有种植经验可循，且不同品种特性不一，种植方法也不同，“就好比带孩子，不同性格的孩子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照料”，他必须把品种的特性一一研究清楚，一边种植一边摸索播种期、肥料用量等参数，将新品种的产量潜力发挥出来。
有时，为了检验品种的适应性，还要把一个品种种到不同气候区域。在验证超优千号（湘两优900）的适应性时，李建武曾经把这个品种从海南三亚一路向北种到了河北邯郸，种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种下来，全国各地水稻种植区的日照天数、光照条件、海拔高度、容易得什么病虫害都了然于胸。
栽培技术，最终要用来指导农民科学种植，也因此，李建武与农民打交道最多，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大部分都是水稻种植户。然而，由于一些杂交水稻品种的种植方法与传统水稻相差较大，要让农民改变几十年形成的种植习惯并不容易。
2013年，李建武在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的试验田基地搞“Y两优900”杂交水稻产量攻关，这是一个新品种，与传统水稻相比，肥料用量要高出很多。第一次去做指导时，李建武把种子和相配给的肥料都分发给了农户，并讲解了种植要点。然而，由于与传统种植经验相差较大，再加上李建武还是个“毛头小子”，农户们怎么也不肯按他说的去种，还偷偷把肥料藏起来种菜。眼见着效果出不来，李建武索性在当地住了下来，自己也种一块田，与当地农民搞起竞赛。到了收割时，李建武种的水稻比当地农民种的亩产高出两三百公斤，农户们一下子就信服了……
育种
“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每粒种子都要精雕细刻”
与我们见面前，胡忠孝特意洗了澡：刚下田回来怕身上有味儿。如果不经人介绍，很难想象站在眼前的这个皮肤晒得黝黑、身形干瘦的人是出生于1982年的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杂交水稻》副主编。
胡忠孝现在在杂交水稻中心干着两份工作，一方面做杂交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育种研究，一方面为《杂交水稻》期刊编审稿件。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看稿子，看到六七点钟，天差不多亮了，就背上挎包下田。白天下田，晚上编稿，是他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
“我的理想就是培育出高产优质高效的水稻种子。”胡忠孝说，“这是为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是为中国的几亿农民。”
胡忠孝出生在湖南郴州莽山山区的农村，“从小家里就靠山里几亩稻田过活，那里自然条件不好，农民很辛苦。”胡忠孝说，山区里引水灌溉很不方便，经常要半夜沿着水渠查看水情，防止被别人半道截留。高考那一年，有一次他夜里跟着父亲去“守水”，父亲忽然叹息道，“要是有一种不用浇这么多水、又高产又好吃的水稻该多好。”
父亲的这句话让他一直记到现在。在当年高考填志愿时，原本想学航空航天的他毅然在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学专业。“本来儿时的理想是‘上天’，没想到变成了‘下地’。”回想起当时的选择，胡忠孝表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育种，是杂交水稻研究的核心，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选育出符合目标性状的种子，不仅考验着育种工作者的知识和经验，更极大地考验耐心。“从设计育种方案，到成果最终被认定，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来年时间，周期非常漫长。”胡忠孝说，同时，培育一个综合性状好的水稻品种，不仅要考虑产量，还要考虑抗病性、适应性、米质口感等诸多要素，一个因素没兼顾到，都得隔年从头再来，“每一步都要迈得扎扎实实”。
“我一直觉得，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育种，就要精雕细刻。产量不好，就在产量上雕琢，米质不好，就在米质上雕琢。育种的过程，就是将一个毛坯雕琢成艺术品的过程。”胡忠孝说，因此，搞育种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会前功尽弃。即便是下苗插秧的环节，有时候需要成百上千个品种一起种，每个品种都有编号，一旦一个秧苗插错位置了，后面的就会跟着全错，整个试验就报废了。
国庆假期是水稻收获的重要节点，每年这个时候，胡忠孝都很少休息。今年国庆，他与一位同事来到云南高黎贡山附近的试验田收种子，高原气候多变，来的当天还晴空万里，半夜却突然下起了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上午10点，雨一停，胡忠孝就和同事冲进田里抢收。
当时，5亩试验田里种了400个品种，每个品种100株水稻，每一株上的稻穗长势也不同，为了试验需要，胡忠孝和同事需要一穗一穗地收割，并做好标记，整理归档。在又冷又湿的高原上，胡忠孝和同事两人弯着腰整整忙碌了2天，才完成抢收……
前些年，每逢过年回家，胡忠孝都要带些自己最新培育的种子免费送给老家人种，“一方面看看种子在山区表现如何，一方面也为乡亲们带点成果回去。”胡忠孝说。如今，村子里种水稻的人越来越少，胡忠孝正琢磨着培育出一种更高效、更节俭的稻种，“让水稻种植不用投入那么多劳动力，也不用那么多肥料、药物，减少种植污染，还乡村一片绿水青山。”
“袁老有一个著名的禾下乘凉梦，那也是我的梦想。”胡忠孝说，“中国的农民养活着14亿人口，我们有责任替帮助中国的农民做点事，做袁老梦想的践行者。”
丰产
“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
袁隆平对高产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尽管如今第三代杂交水稻已突破亩产1000公斤大关，他仍不满足。今年6月，杂交水稻中心的大院里又挂出了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提出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冲刺每公顷18吨（亩产1200公斤）产量。
高产水稻，涉及方方面面的研究，围绕高产目标，如今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杂交水稻的抗病性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在杂交水稻中心，80后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邢俊杰和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都是研究稻瘟病的好手。
一片片玻璃培养皿里，棕黑色的菌株正在培养基上生长。这些看着差不多的菌株，在38岁的邢俊杰和他带领的研发团队眼中，却截然不同。“引发稻瘟病的真菌，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内常常呈现不同的遗传背景。我们想尽可能多地收集湖南境内的稻瘟病菌株，将其分门别类，明确各地区有效抗性基因，从而指导品种合理布局；同时开展稻瘟病抗性室内评价研究，以实现对水稻新品种抗性的快速鉴定。”邢俊杰说。
2012年，邢俊杰开始了湖南省稻瘟病菌研究工作，这对于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来说，并非易事。“那时候稻瘟病菌研究设施基本没有，菌株的样本也一份都没有。”邢俊杰说，为此，他“厚着脸皮”给湖南省内各地的植保站挨个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留意收集菌株样本。就这样，2012年以来，邢俊杰的团队已经收集了湖南省各地菌株3000多份。未来，这个凝聚着汗水与智慧的菌株数据库，将成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稻瘟病的重要基础。
“人们都知道杂交水稻高产，但影响高产的基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用分子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直接为育种服务的偏应用研究相比，今年35岁的吕启明副研究员的研究更为基础，“育种实践总比基础研究跑得快，但其背后机理并未完全弄清楚。我们希望能够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杂交水稻有优势，并找到杂种优势的某些因子，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育种实践。”
“比如，现在育种工作者做杂交水稻配组，常常要配上万个组合，工作量非常大。”吕启明说，而假如在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中找到影响高产的共同因子，然后建立模型，“育种工作者今后就可以大大减少配组，提高效率。”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口感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米质研究因此也成了杂交水稻热门研究课题。今年32岁的助理研究员柏斌，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米质，首先要搞清楚影响米质的因素、指标。”柏斌说，为此，每新出一批品种，他都要对稻米的长度、重量、透明度、晶体结构、直链淀粉比等数十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指导田间选育。如今，高产又优质的杂交水稻良种逐步推向市场，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欢迎。
在过去的几十年，杂交水稻解决了亿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未来，杂交水稻研究该向何处走？近年来，也曾有人质疑，杂交水稻研究是否还要对高产孜孜以求，是否更应重质而非量？
“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吴俊对袁隆平的高产情结有自己的理解，“把水稻的各个方面性状都做到极致。这是应有的态度。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坚持追求超高产目标的原因。”
“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袁隆平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他的感染下，我们都愿做国家粮食安全的守望者。”吴俊说，“我们的目标很朴素，也很重要。那就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要装上中国粮。”
湖南岳阳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网络组织淫秽表演案
当前网络直播非常火爆
任何行业搭上直播这趟快车
燃烧起流量的燃料
都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有不法分子看准“商机”
趁机推出了淫秽直播
网络组织淫秽表演案
2021年12月7日，湖南岳阳公安机关通过缜密侦察，破获一起特大网络组织淫秽表演案。
2021年10月15日，岳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上巡查时发现，一款名为“某火”的非法APP涉嫌黄色直播。
发现此情后，岳阳警方立即组织专人对线索进行甄别研判。经初查，确认其中多名女主播为用户提供6元钱每分钟的涉黄直播。 通过进一步调查，“某火”APP的组织结构和犯罪事实在专案组面前逐渐显露。同时，专案组成功锁定了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侯某、李某笑、童某3人，以及其他犯罪嫌疑人若干。
专案组发现，侯某、李某笑、童某等3人还同时组织运营“某澜”“某邻”两个涉黄APP。
通过进一步研判分析，专案组发现约有7000名女主播串演于这3个APP之间，为用户提供视频淫秽表演。
用户注册会员后可充值兑换虚拟金币，通过虚拟金币打赏、赠送礼物等方式让主播进行不同裸露尺度的淫秽表演。
经查，3个涉黄APP共计注册用户40余万人，涉案资金高达近1亿元人民币，涉黄主播涉及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福建等全国多个省市。
在全面掌握了犯罪事实、犯罪团伙人员结构分工及成员真实身份后，12月7日，专案组出动60人，在湖南岳阳、郴州、益阳同时开展收网。
行动成功打掉“某澜”“某火”“心某邻”3个涉黄APP，抓获涉案人员11人。其中，负责平台经营、管理、技术维护的核心犯罪嫌疑人5人全部落网，至此，该起特大网络组织淫秽表演案成功告破。
据嫌疑人交代，在建立涉黄APP后，他们便以“拉人头”的方式吸引主播和用户注册。如每招募1名女主播，其“上线”便可获得用户对女主播打赏金额的3%-6%的“赏金”；每拉来1名新用户，其“上线”便可获得用户打赏金额的35%-40%的“赏金”。
通过这种人拉人的方式，他们在短时间内聚拢起大量女主播和APP用户。
目前，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岳阳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刑法》第365条规定：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淫秽色情信息在网上的传播，不仅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极易诱发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对此，公安网安部门坚决打击，维护网络环境风清气正。
图片 | 网络截图
来源： 公安部网安局
一波降价药来了：降压药6分钱一片！医生惊呆“搞错没”
来源：华声在线
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记者 李琪
如何让老百姓用得起药，治得好病？近年来，我国药品价格多种形式下降，为患者减轻了不少负担。“4+7”药品带量采购启动后，25个品种的拟中标药品价格创下了新低。2019年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人社部公布完整版的2019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有70个药品加入到医保报销的行列中来，另外有27个药品“续约”。
新版目录从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目前我省已经执行国家最新医保药品目录，相关的患者可以通过公立医院的门诊、住院，享受降价政策。
【降压药】6分钱一片，医生以为开错了
元旦后第一天上班，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血管病专家江凤林副教授接诊了自己的“老病友”。
这是一位高血压患者，几年来定期在湘雅三医院复查，并开具药物。这一次，为这位老病友完善检查后，江凤林准备给他开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这是一种高血压常用药物，21片一盒。当价格显示为1.19元，熟练操作电脑的江凤林惊呆了，药价是搞错了吗？他赶紧向医院相关部门核实，才知道这是“4+7”药品带量采购之后核定的新药价。
“苯磺酸氨氯地平以前是35.55元一盒，大约是2.5元一片，现在算了算，才6分钱一片！”江凤林发现，另一种降压药厄贝沙坦片，以前要2块多钱一片的，现在平均一片约0.35元。
“降压药要长期吃，患者一般是每天一片。”江凤林对着“老病友”笑称：“这么便宜，现在国家免费给你们治疗高血压了！”
【心血管药】107元一盒的波立维，降了只要17.6元
“最开始我买的是140多块一盒，现在居然只要17块多。”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到17.6元一盒的波立维（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时，患者邓先生有点不敢相信。当看到药房门口贴着的药品降价宣传资料，才知道信自己每天要吃的药，价格大幅下降了。
邓先生两年前患过一次急性心梗，之后医生让他每天服用波立维和瑞舒伐他汀片。波立维是一种进口药，邓先生买的是75mg一片，一盒7片装，价格最开始是142元，后来降到了107元。
“以前一天吃一片，价格是15块多，现在一片只要2块5。”邓先生算了下，以前一年365天服用波立维的医疗费用，大约是5579元，降价后一年只需918元。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胡大军告诉记者，除了波立维，邓先生服用的国产瑞舒伐他汀片也已经被列入降价的医保目录，价格大幅下降。“这些药品是用于治疗心血管的，这种患者人数多，因此惠及的群体比较大。”
【丙肝药】1b型丙肝患者自费只要1000余元
“我邻居是乙肝，我是丙肝，都有了降价的药。”1月2日，市民赵思勤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科，咨询是否可以通过门诊买到降价后的丙肝药物择必达（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决定开始进入治疗周期，三个月后或许就能痊愈。
在2019年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公布2019年医保谈判品种结果中，三种丙肝药物入选。其中择必达由712.9元每片降价为78.33元每片，降价幅度高达89%，另外两种吉利德的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丙通沙）和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夏帆宁），降幅也分别达到81%和82%。
记者了解到，以择必达为例，作为创新性直接抗病毒药物，该药已在医保范围内被批准用于治疗基因1b型丙肝。政策落地后，择必达治疗1b型费用约6600元，进入了医保统筹范围后，1b型医保报销80%，患者只需自付约1000余元。而治疗其他基因类型的丙通沙治疗费用约1.4万元，医保同样可以报销80%。
“医院以前没有采购择必达等药，现在政策这么好，咨询的患者很多，我们已经递交了申请。”湘潭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主任方志雄表示，通过择必达等抗病毒药是丙肝治疗的首选治疗方案，基本治疗周期为3个月，3个月就可以清除病毒并且不再复发。
【连线】
又一波降价药品“在路上”
33个品种入选，涵盖高血压、糖尿病等用药
日前，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发布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33个品种入选第二批国家药品"集采"名单，涵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用药，以及抗肿瘤和罕见病用药。
按照集中采购工作安排，2020年1月17日将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全国各地患者将于今年4月份用上第二批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有网友评论说，又一波降价药品已"在路上"。
此次名单纳入了阿卡波糖、格列美脲等口服降糖药物；奥美沙坦酯、坎地沙坦酯、吲达帕胺等高血压用药；治疗罕见病——肺动脉高压的药物安立生坦片，还有抗癌药替吉奥、阿比特龙等；以及阿奇霉素、甲硝唑、克林霉素、莫西沙星、头孢拉定等多个抗生素品种。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批国家药品"集采"除了扩大品种，采购方案也更加成熟，并且在全国同步实施，显示出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制度已进入规范化、常态化运行。一些未纳入医保目录的自费品种此次也加入"集采"。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自费药品也将感到集中带量采购带来的降价"压力"。
业内人士指出，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效看，以带量采购的模式引导药品降价，已成为大趋势。这不仅包括国家"集采"名单上的药品，也包括未纳入国家"集采"的药品。因此，2020年降价的药品会更多，受益的患者面更广。
